杨连宁:脚踩”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两只船?

杨连宁

我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曼彻斯特住过3个月。2004年10月的一天，几个手套油污的蒸汽机车爱好者，发动起该市工业展览馆内人类第一台简陋的小火车，鼓捣半天车不走。多亏了旁观的我，发现他们忘了抽出塞在轮轨前的三角楔子。一个人听到我的叫喊，跳下车挪开了那木块，车头才喘着粗气起步了。那馆里的“珍妮走锭精纺机”和“骡子机”我都看了，也极简陋。我看过这个本国不产棉花的世界棉纺之都保留的当年民居，比咱们的经济实用房狭小。我年轻时读过曼城棉纺业资本家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知道当年女工的生活境遇不比今天珠三角长三角的女工强——每当有人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廉价劳力鸣不平，我就不以为然：谁没有受过苦？“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当年“英国的发明者和革新者终于解决了用棉线做经线的问题，从而以机器与印度人的灵巧双手展开了竞争”。1844年英商把中国的各种土布样品标上价格寄回老家，并在信中警告同行：“不能在曼彻斯特依照开列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将其运往中国”（布罗代尔语）——他们要以低于中国价格的布匹打入咱的市场。当年英国人就是靠加工加勒比海岛的棉花，靠质优价廉的布匹，打败了印度与中国的棉纺织业而成为“世界工厂”的。换言之，“经济民族主义”是靠卧薪尝胆才走入“市场全球化”的。

    1990年10月，我第二次从霓虹璀璨的东京飞回黑黢黢的北京，就是从“世界城市”返回“世界农村”。两次看日本的震惊是：2小时航程的邻邦间，贸易劳务交流少得可怜，人家的高度文明发达与你无关，全是“率先决定彻底利用人力资本”（施赖贝尔语）的日本人自己干出来的——玻璃擦得中国人视而不见地撞头，家庭主妇做家务是帽子围裙手套全副武装地认真。在丰田汽车的人工流水线上，每个装配工人的紧张，让我看的喘不过气来；但每人脚下地毯的洁净，绝非中国工人所能想象。人家起飞时咱正搞运动呢，可海湾的石油和澳洲的铁矿砂却需要国际买主。因此，日本不假近邻也能崛起——战后极其弱势的日本也极其依赖全球市场，走“经济普世主义”道路才变得极其强势，对不对？

    我坚信世界对每个民族都很公平——若要人前显贵，你必定人后受罪——谁的发达都得靠自己苦干加巧干，都得参与全球竞争。执着地对各民族的贫富强弱落差愤愤不平，无视人家含辛茹苦的创业史是不对的。或者说，把《与狼共舞》《走出非洲》《啊！野麦岭》当经济史看也行。总之，咱不能学邻国那样光想“重塑民族尊严”，“参与制定世界游戏规则，”（“对外好斗”？（赖斯语））自己却不勤谨。每年进口百万吨美国鸡腿，还恢复高关税，把每吨石油的出口关税提高10倍（由14美元提至140美元），被切尼批评说“拿能源敲诈邻国”。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竞争也是普世价值，但这种平等竞争已变为全球化生产力竞赛，不再是全球化军事竞赛。

    不到英国还不知道，解决了“只有马力没有马”的机械革命，与其后的工业革命不是一回事。工业革命不是中国人理解的蒸汽机，而是指北美农业或麦当劳食品一类扩张性生产方式，也就是全力主张国际主义的马恩说的，“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而且，“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他们二老算是普世主义的教父级人物。

    赵紫阳用“第三次浪潮”消弥过“姓社姓资”之争，“入世”也冲淡过咱的“吃亏占便宜”之争。咱中国这样的民族国家，历来不缺族群归属，缺的是地球村归属。咱也不缺对民族国家的崇拜，不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缺的是对普世游戏规则的认同。别以为普世价值就是脱离国情的空谈人权，不是的，普世价值跟咱的脱贫致富政策是接轨的。例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讲的“人人有权利享受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首先是讲“足食的权利”，“免于饥饿的权利”和可承受的房价与医疗福利——这些个民生的紧要事儿，领导天天在说，能说普世价值不合中国国情？还有，普世价值跟咱在国内讲的各民族平等互利与团结，也是接轨的。强势民族扶持弱势民族，后发民族学习先进民族——咱在国内倡导的也是咱在国外应遵循的游戏规则。

    今日全球，所有国家分为3类：非洲，中东和阿富汗一些前现代国家，民族国家对社会的整合还没完成，咱且不论。欧美日等后现代国家早已进入市场国家：社会由国家控制转向由全球性组织控制，人家已开始变为全球化治理的国家。咱“金砖4国”（中印俄巴西）是超正点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在军事政治权威上的国家。咱4个正宗民族国家与人家市场国家的实质区别在哪里？就在于人家管理社会的权威早已不是建立在军事政治上，已转而建立在知识，专家与谈判妥协基础上——这就是人家说咱是“军警国家”的原因，也是咱认为格林斯潘比小布什权大的原因，也是日本一年换3个首相也安安稳稳的原因。两类国家一比较，你就会恍然大悟：不能拿民族主义号召世界，并急于以此改变国际游戏规则。为什么？因为人家的今天就是咱们的明天。还有，咱还不是后现代的先头部队，还达不到替全球制定游戏规则的水平。没成长到人家那一步，蹒跚学步时就想飞？

    邓小平与罗尔斯都已去世。他俩共有“以后果评价制度”的思想，也都把防止严重贫穷作为社会正义的核心价值。罗尔斯名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与邓小平名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一脉相通。所以，在此意义上，谁能说邓小平没有普世价值？换句话说，谁能说普世价值里不包括健康的民族主义？

    帝国主义是个什么东东？不就是强势民族一味地搞自己的民族主义嘛，不就是民族国家间的恃强凌弱嘛。咱对外反对恃强凌弱，就是不能一味地搞咱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也要先解决好国内的恃强凌弱问题。反对国际间的不公正，首先要在国内推行公正的普世价值，对不对？咱国家构建上虽然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但没有强大而团结的公民社会；咱民族构建上虽然固化了深厚的民族意识，但严重的社会不公危害着社会内部的认同与和谐，对不对？咱的“强国家”与“弱公民社会”，已经积累出可怕的（阿根廷式的）“制度性不信任”——“911”拼个鱼死网破的“吾与汝皆亡”，那是国际间的鸡蛋碰石头。而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是咱国内的以卵击石。有没有意识到，事件频发是咱构建社会公正的某种失败？

    后发民族国家兴起前的1890年－1914年，曾有过全球化的第一波，至今被人称道。那期间次第崛起了6个殖民帝国——早发民族国家。当时全世界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比现在还自由。比如一个英国人，当时他可以在加尔各答，上海，开罗，悉尼，开普敦，渥太华，更不必说纽约，巴黎，柏林，东京和圣彼得堡自由地经商，传教，旅行。在其殖民地可以就业，做官，从军，居住和购房置地，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当时不用护照签证，不要健康防疫证明，没有邀请函，经济担保书等多种表格——你一看就知道，咱今天也没达到那个水平。咱今天连个外国人或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后发民族国家雨后春笋般崛起。后进民族迈开学习现代化的进程，但也走过弯路。亚非拉的不少穷朋友，都走进了类似毛泽东的民族主义——一场革命下来，只剩下到处矗立的恩克鲁玛塑像和残留的《尼雷尔语录》，自给不足的经济奄奄一息，还不如殖民时代纳入全球市场时活跃。

    中国人有天下主义传统。毛泽东有“赤遍全球是我家”的抱负，也有勒紧裤腰带支援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壮举。季羡林说过“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王小波则说这是“手淫中国文化，意淫世界”。盛洪说过“文化相对无优劣”，王小波则说“不应剥夺我批评中国文化的权利”。“入世”后的这些年，咱又没少听过“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由此而见，咱们中国人始终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不是没有救世雄心的庸碌小人。圣贤们自古有世界大同，天下归一的遗训，咱肯定也有继承。

    近200年来，从一贯的“世界主义者变成了民族主义者，是理解近代中国人性格的一把钥匙。”（黑格尔语）咱积弱积贫，必须以民族主义做全民动员，做重建国家的价值源泉。而一旦走进全球化的门槛，咱们就发现这世界变化太快——民族主义式微，地球村意识高涨，咱就得“换脑筋”（邓小平语）。对外过多辩白咱的“中国国情”与“特色道路”，拒绝国际社会“强加于人的意志”，要“捍卫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等等，显得咱不融于主流不说，其实是在护短，不愿见贤思齐，并不是健康的民族主义。有时一着急，咱还有“走第三条道路，让别人去说吧”的豪气，那道路是能随便走的吗？

    普世价值与双重标准肯定不合。咱们在价值表达上常常弄出对外对内的不一致，会令外人很困惑：比如对外讲多元，对内讲一元；对外讲不能把意志强加于人，对内讲统一意志。好像咱在“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之间来回跳荡，对自己怎么有利怎么来，显得不够严肃，对不对？其实在我听来，保全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只是表面话，不愿在国家制度构建上认同普世价值才是真问题。

    周国平说：“儿童会问哲学问题，青年常问知识问题，老人只问技术问题”——说的是人老了用实用主义态度对待世界。我就爱在“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之间左右逢源——难怪我一照镜子会不认识里面那个人，人老了，马也老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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