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st Minute
和女儿一样,小时候,我也喜欢过节日,盼望过节日;过节有好吃的,有新衣服穿,偶尔还能有一点钱,最重要的是全家团聚,热热闹闹的。
长大了,伴随着年轻时的傲慢与目空一切;开始选择性过节;总记住自己喜欢的节日,准备充分;对自己不喜欢的节日找理由躲避,或敷衍一下;对父母期盼的家庭团聚,也只是蜻蜓点水般满足一下就以百般理由逃跑。
再大一点了,自己有了家,开始品尝社会的甜酸苦辣,又开始喜欢节日了;因为节假日来了,就可以和父母兄弟姐妹欢聚一堂、谈笑风生,听父母讲述他们在艰难岁月里的辛苦挣扎,姊妹间可以回忆共同嬉戏的童年岁月;在那一刻,在那一天,我们都可以忘掉社会、工作和家庭的压力、烦恼和琐碎,享受一点家庭的温馨和快乐。
伴随年龄的增长,节日也开始多起来了;尽管大多数新来的节假日,被商家们包装的找不到原味了;但节假日对我们维吾尔人,一个必须每天直面无处不在的民族歧视,时时刻刻寻找逃脱令人窒息政治环境的维吾尔人,成了一个暂时忘掉世间痛苦的快乐时刻。
所以,我也和大多数我那一代维吾尔人一样;伴随政治压力的黑云压境,寻找着节日,期盼着节日;这样,就在自己传统古尔邦节、开斋节、诺茹孜节等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母亲节、父亲节等等;当然,年轻人更喜欢情人节。
我更喜欢母亲节;因为相对和父亲,我和母亲一直更近,共同语言多;我和母亲可以谈很多;母亲文学修养很好,自50年代,她就开始收藏书了,家里有很多发黄了的前苏联中亚几个共和国出版的维吾尔语书;她读的书很多,我最早知道高尔基、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阿不都拉·卡德尔(Abdullah Qadiri乌兹别克斯坦作家)、阿拜·库南拜(Abay Kunanbay哈萨克斯坦作家)等,都是自母亲听来的;母亲也和我一样,喜欢诗歌;而且对我的理想追求,母亲一直是毫无保留的支持,从不拒绝。
大概是90年代末期,母亲节刚刚开始在东突厥斯坦进入维吾尔知识分子家庭,大家也就是愿意的过一下;但90年代末期,也是东突厥斯坦开始伴随伊犁97大屠杀,进入了对维吾尔人政治迫害的刺骨寒冬期;记得大概是在2000 或2001年,弟弟在乌鲁木齐上学惹了一点事,母亲被请到学校去了,母亲希望我也能去。
我请了一个假,急忙赶中午到了乌鲁木齐,然后就和母亲、弟弟一起和校方见面谈话;听完校领导训话,已经是下午了;在走出弟弟学校办公楼时,我第一次注意到走在前面的母亲苍老了许多,白头发也多了,而且,走路也没有那么顺了。
找了个旅社住下,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偶然发觉那一天是母亲节;我想送个什么东西给妈妈,但既找不到花,又找不到其他什么合适的礼物;我急得团团转,弟弟看到了问我什么事,我告诉他是母亲节,想给母亲一个惊喜,弟弟说哥你等一会儿,然后他走了。
好长时间后,弟弟回来了,手里拿着明显是从哪个花圃里摘来的一把花;尽管花束长短不齐,但中间几支玫瑰特别红、特别艳;我接过弟弟拿来的花,递给母亲说:“妈妈,我们才知道今天是母亲节,没有准备什么,我们两兄弟送你这束花,祝你节日愉快,希望妈妈像这些玫瑰花一样永远青春靓丽。”
母亲没有准备,一时也有点惊讶;但看到花特别激动,她眼含泪水,嘴唇颤抖着,一句话也没有能说出来,母亲默默的接过花,深情的看了我们两兄弟一眼,然后低头吻那玫瑰花,任凭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滋润玫瑰花瓣。
我说:“妈妈,这次匆匆忙忙,我没有什么礼物给你;我发誓,下次母亲节,我会回家为你祝贺,送你特别的礼物。”
母亲看看我说:“儿子,我只希望你们两兄弟有出息,有个好工作,安定的生活;但你们俩都太要强,都不安分;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你们俩像天上的雄鹰,在蓝天自由飞翔;但心里总是怕失去了你们。我不需要母亲节礼物,只希望你们经常来看看我,还和以前一样,和我聊聊新书诗歌等什么的,好吗?”
当时,我和弟弟一边擦拭着母亲脸上的泪水,一边安慰着母亲,并发誓一定会经常看望母亲;但事实是,第二天晚上,我留下母亲和弟弟,又急匆匆的赶回了石河子。
后面的几个母亲节,我也没能像承诺的回家给母亲过,也没有能送她什么特别礼物;总以为会有机会,但不幸,2003年我被迫去国。
记得那天,2003年11月16日,我急匆匆来到哈密和父母告别;尽管我心里知道这一去可能是永别,但我还是极力安慰父母说我过几年就会回来;母亲很敏感,她知道我这一去回来的可能微乎其微。
17日晚上,临上火车,母亲紧紧地搂着我,亲吻着我的前额,说到:“儿子,我为你高兴,你要高飞了,你是雄鹰;是雄鹰就该高飞,飞的远远的;石河子不是你应该呆的地方,委屈了你几十年,我高兴你能离开;但我舍不得,儿子,我舍不得;我不知道这一生,是否还能再见到我的雄鹰;祝福你儿子,愿真主保佑你高飞!”
再往后,流亡马来西亚,到美国安顿,颠簸穷困的闯荡中,也没有来得及给母亲买什么特别的礼物,只是每年在母亲节到来时,想起来了,就打个电话祝贺一下母亲;但心里一直有个愿望,就是一定要给母亲正式的过个母亲节,给她送个特别的礼物,回家、或在美国。
但不曾想,弟弟的被杀、妹妹的被抓,家乡不断的血腥镇压,使我一边忙于生存,一边忙中偷闲为民族发声;总是幼稚的以为还会有机会,似乎父母亲永远会等着我,似乎邪恶的中国殖民政府不会比这还邪恶。
2015年父亲去世后,大概是5、6月份,在一次电话中,我问母亲能否试试办个护照,母亲在电话那头说:“儿子,你那么聪明的人,还说这话;这里有你父亲和弟弟的坟墓,我必须每周去看他们,我走了谁来看他们呢?再说,这里这么好,人们对我也特别好;儿子,你知道吗?这里派出所的警察可好了,他们几乎每周至少来看我一次,我去奎屯看你妹妹,他们把我送到火车站;回来,他们把我送回家,我能离开吗?”
我没有告诉母亲,我知道可能办不成,但我不就是抱个侥幸心理罢了;就这样,只剩电话联系了,但慢慢的,母亲在电话里的话也越来越少了。
最后,大约是2015年的8月的一天,当我打电话时,母亲拿起电话问候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说到:“儿子,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请你向真主祈祷我们平安,祈祷真主保佑你妹妹们家庭平安;我也祈求真主保佑你,求主使你家庭幸福;儿子,记住,我们永远爱你;你是我的雄鹰,愿你继续高飞。”我拿着电话,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母亲似乎在电话那头说了句“再见!”电话里只剩“嘟嘟、嘟嘟。”的忙音了。
那是我和母亲最后一次的通话了,到今天为止,算起来已经快5年了;四个母亲节,在不知母亲和三个妹妹死活的煎熬中过去了;和大都数海外维吾尔人一样,这几年,每天,我都是在不知道父母亲人是否还活着的焦虑中,每天,不知父母亲人在哪儿的忧虑中度过的?
但作为儿子,我的心愿还在,只要还没有听到母亲走了的确切消息,还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为母亲过一个母亲节,向她送上一大把玫瑰花,给她一个特别的礼物,让她高兴一下;想再看一次,母亲手拿花束眼含泪水低头亲吻玫瑰的那一幕;尽管知道弟弟不在了,那一幕永远不会再现了,但也可以算是告慰下弟弟在天之灵,弥补一下我的遗憾。
这不,星期天,5月10日,将是我和母亲失联后的第五个母亲节;现在,我不敢奢望能给母亲过个母亲节,祝福她,给她送个特别礼物了;我只希望能听到她还活着的确切消息!希望知道她在哪儿?希望能再听听母亲的声音!希望能再听母亲说一次“你是我的雄鹰,高飞儿子!”这,不应该算是过分的要求吧!
此文于2020年05月08日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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