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st Minute
您可能是我最钦佩的人。数十年来,您为推进人类的自由而不断抗争并备受磨难,您为此付出了自己的自由,如今看来,您也将付出自己的生命。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纪思道
您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曼德拉,但您的结局却和他有着骇人听闻的差别。纳尔逊·曼德拉最终成为南非总统,您却最近才从中国的监狱转移至医院,并且仍然处在监控状态之中。您的妻子说,您的肝癌无法进行手术治疗,而中国政府残忍地拒绝允许您赴国外就医,以挽救您的性命。
我写这封公开信的部分原因是吁请习近平主席允许您出国就医。但同时,我写下这封公开信也是因为我认为,我们这些身处西方“成熟”民主国家的人可以从您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作为一名记者,我看到太多的煽惑、矫饰和虚伪,而身陷囹圄的您却比我们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们更真诚、更热忱地体现着民主的价值观。
我必须说,我很好奇,看到我们西方人如何处理我们自己手中的自由,您会作何感想。为了实现自由,您奉献了您的一生。但是,您对民主的信仰是否会因为唐纳德·特朗普的那些推文而动摇?
上世纪80年代我和妻子前往中国时,我第一次遇到了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时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的您立即返回中国,并很快成为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
当中国军队向示威者开枪以镇压这场运动时,您本来可以逃亡。但您却冒着巨大的风险与军队谈判,为聚集在纪念碑前的数百名抗议学生开辟安全撤离的通道。
有些学生想留在现场并准备赴死,但您劝导他们撤退,好好活着,以俟将来。您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可您自己却被逮捕,投入秦城监狱的深渊,这一走就将近两年。
20世纪90年代,您有机会可以安全地搬到国外,但您却选择留在中国。您继续不懈地推动自由,并因此再次入狱。
出狱后,您在2008年参与起草了一份措辞温和、合情合理的文件,呼吁民主和自由。那是最后一次我和您交谈。
我当时在北京,曾打电话到您家,希望可以安排一次会面。您接了电话,但我刚刚用中文说出我的名字,一个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监视人员就立刻掐断了电话,而且让您的电话再也无法拨通。
那之后不久,您再次入狱,被判刑11年。作为对您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中国政府还开始迫害您的妻子刘霞。
我记得您写给刘霞的一封感人至深的情书:“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
您经常谈到中国有哪些地方可以向西方学习。但坦率地讲,我们这些身处西方的人能从您那里学到很多——甚至是民主的意义。
首先,您宣扬温和与妥协的美德,而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因为神经绷得太紧而忘却了这些。这个时代,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和解是软弱的表现,您却提醒我们,政治意味着倾听和务实。您正是通过倾听和务实,抢救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生命。
第二,您的思考超越了您的族群。您勇敢地签署请愿书,呼吁给西藏更多的自治,并与达赖喇嘛进行真正的谈判;尽管中国人出于本能的民族主义,非常反对这个建议。拂逆公共舆论需要道德上的勇气,我真希望更多我们自己的领导人也能展现出这种勇气。
第三,您是政治活动中高贵品格的楷模,表现出那种不失高节的气骨;尽管这个政权如此残酷地对待您和您的妻子。
我们美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坍塌,诋毁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如果一个孩子想与另一个政治派别的人结婚,越来越多的人会表示反对。您完全有理由心怀恶意,但您却声称“我没有敌人”。对那些控告您的人,您甚至格外地使用充满爱的语言去谈论他们。
“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您在监狱的牢房中这样解释。您告诫我们,“敌人心态”会“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
在汉语里,您有时被称为“刘老师”,而我们,您的学生,希望并祈祷您能寻得一些宽慰,因为您的牺牲已在我们所有人心头留下印迹。您真的不愧为这个世界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