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中国的人吃人事件（一）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之后，曾经发生过两次骇人听闻的大规模人吃人的事情。本台记者石山制作了与此相关的五集特别报道。今天请听第一集。

人吃人，在几乎所有人类文明的认识中，都是一个极为恐怖的事情。到了近现代，人吃人更成为一种受到严厉道德批判的恶行。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立政权之后，在中国大陆起码发生过两次较大规模的人吃人事件。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资料，过去几十年一直受到中国官方的严密封锁，并刻意过滤隐瞒。
1959年曾在安徽亳县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梁志远，退休之后对当地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期间的人吃人事件曾经做过详细的调查，有关文章发表在中国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在接到我们的电话后今年已经八十五岁的梁先生婉言拒绝了采访，原因是“太敏感”。

“这个事情很敏感，是最敏感的了。”

“当时我拿着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信，通过广西自治区政法委开的绿灯，一级一级批下去，才能接触到这些案件。但后来他们警觉了，可能想到你这什么意思，所以就封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知名作家郑义，曾两次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调查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吃人事件。后来他根据调查的材料，写成了《红色纪念碑》一书，九十年代中在香港出版。

“当然都不愿意说，是很丑的事。以前说四九年前是人吃人的社会，鲁迅说专制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那种现象是对权力最严重的否定，他们当然不愿意让人讲。”杨继绳，炎黄春秋副总编辑，曾在新华社长期任职，他利用到采访报道的机会，调查了中国多个省份在大饥荒年间饿死人的时间，并撰写了《墓碑》一书，2013年在香港出版。

美国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宏达，曾在中国的监狱劳改队中渡过了十九年。最近几年，他一直在搜集有关中国发生的人吃人的各种案例。

“周恩来让两个官员做一个粮食生产和人口变化的统计，周恩来一看，下令全部销毁，原版材料全部销毁，而且要互相证明，后来还打电话追问有没有消掉。

但我当时一点不知道，我是在社会最底层，我居然不知道人吃人这样的事情。我不说中国人要不要纪念毛泽东，不管习近平要纪念毛泽东，我不管政治，我只要记载这个历史，要搞清楚。”

正是因为中国官方的刻意掩盖，中共执政期间发生的两次大规模人吃人事件很难在官方资料和历史文件中看到，但各种民间的调查从未停止，在一些中共各级官员的自传中也常常被不经意地透露出来。

邓小平的侄子邓自力，1939年加入中共，１９４９年曾后任川南行署合江县委书记，和泸州地委宣传部长，最后官至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0年去世。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坎坷人生》谈到发生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２年的大饥荒：

“饥荒越来越严重，后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

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

中国作家任彦芳所著的长篇报告文学–《焦裕禄身后纪实》中，纪录了和五十年代任河南开封地委书记，后曾任河南省委副秘书长张申的对话。张申对１９５８年商丘地区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当时在开封地区任分管工业的第二书记张申，后因向上级讲了一些真实情况，很快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大饥荒时期任甘肃临夏州委书记，后来长期担任甘肃省妇联主席的李磊，在她自传体《悠悠岁月》一书中记载：

“临夏所属的十个公社中，５８８人吃掉３３７具尸体。红台公社共有人口1267人，饿死414人，吃掉尸体１２５具，活人五名。小门沟生产队８个作业队，有六个发生吃人的情况。２３户吃掉５７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８个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有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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