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是我国面积最大、国境线最长、交界邻国最多的省区，自古以来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多民族聚居、多民族交往频繁，这里的民族文化差异较大，民族关系非常复杂。杨增新自1912年5月8日被正式任命为新疆省都督，在新疆维持统治达17年之久。这17年间可谓内忧外患，杨增新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维持边疆地区稳定实属不易。

杨增新在新疆统治的17年间，对内采取高压、强人政策，对外采用中立或不干涉政策，对中央政府“认庙不认神”，是典型的权威政治统治。这种方式的产生与当时新疆的地域特征、时代背景有关，更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及杨增新个人的性格特征密不可分。

乱世出英雄

杨增新的政权诞生于辛亥革命掀起的社会震荡和社会变革之中。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新疆亦积极响应。在新疆革命党人的领导下，1911年11月19日，伊犁起义爆发，建立了革命新政权——新伊大都督府。这时，执掌新疆事务的是新疆巡抚袁大化，而杨增新是袁大化的下属。革命党人一面电促袁大化赞成共和，一面整顿军队准备和袁大化决战。属于顽固保皇派的袁大化不赞成共和，最终双方不得不“兵戎相见”。杨增新是一个善于权谋的人，早就有攫取新疆军政大权的野心。趁袁大化与伊犁起义军交战的时机，他借口要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招募回队五营却屯扎迪化（乌鲁木齐）按兵不动。战场上失利的袁大化不得不与新伊大都督府停战议和，不久就辞职东归，由杨增新接替主政新疆。此后，新疆政权便落入杨增新之手。

杨增新跃登都督宝座时，可谓四面楚歌。西面有伊犁革命党人的对垒，南疆各地有十分活跃的哥老会，东路是哈密铁木尔领导的农民暴动，北面的阿尔泰则处在“独立”的喀尔喀的威胁之下。危难之中，杨增新首先同伊犁革命党人取得了妥协，以省级和地方级的要职麻痹伊犁革命党人，分散他们的势力，随后或以重金诱其东归，或以威胁手段迫使去职，继而进行血腥镇压。紧接着，他又对活跃在天山南北的哥老会成员下手，或动用军队镇压，或施展阴谋诡计将头领调至迪化分而治之，还有些人被调往关内杀害。接着，他又以同样的手段镇压了铁木尔·海力派的农民暴动军及以穆依登为首的吐鲁番农民起义军。在此过程中，他还利用宗教手段，借哈密地方王爷之手无情地残杀了参加暴动的当地百姓，最终筑牢了他的统治地位。

在治疆策略上，杨增新采取极端独裁的统治手段，但在当时似乎也是一个必然选择。杨增新主新时期，新疆正处于险象环生、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内地军阀纷争不已，政局动荡不安，苏联和国内一些军阀都想插手新疆事务，新疆社会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军事财政积贫积弱。

为保持新疆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杨增新开始在政治上实行闭关自守的愚民政策，千方百计阻止外部势力介入；在民族关系上，他惯用羁縻与牵制政策，通过控制、笼络封建王公上层来统治新疆，通过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来控制其下属人民，使不同的王公贵族集团相互牵制，依靠宗教界的首脑控制教民；在用人问题上，杨增新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忠”；在军事上，杨增新实行的是“分散治军”和“弱兵政策”。

在军阀割据的时代，人民渴望统一、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谁能迅速完成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独立，进而实现富国强兵，谁就是时代的英雄。杨增新运用其非凡的才能，维持了新疆社会的安定，保证了国家的统一，让老百姓免受战乱之苦，这正是老百姓想要的，于是他就成了那个时代的“英雄”。

认庙不认神

国家统一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之一。叛逆朝廷、叛逆中央为历史所不容，这一观点指导和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势必遭到舆论的谴责和批评。即使在中央政权衰微、军阀割据时期，有野心的政治家更多的也是构建自己的“诸侯国”。

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刚好具备这样的政治气候和条件，做一个“新疆王”，既不违背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又可以在本地称王称霸。因此，杨增新在新疆的基本原则就是既要保持其政治独立性，又不使新疆完全脱离中央政府。

杨增新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权力合法化的基础是维持一个集中的国民政府的组织形式，并宣布代表它执行权力。他常说，新疆脱离中央等同自杀。所以，杨增新在实行个人独裁统治的同时，始终承认北京的中央政府，对中央政府奉行“认庙不认神”的态度，不管中央政府组织如何变更、当权者是谁，他都对其予以承认，但自己的一套老办法则始终不变。凡北京派人来新，除非与他有关系或有特殊情况，否则他一律拒绝。他在进出新疆的门户——猩猩峡设卡稽查，任何公私人员，不经他批准不得入境。于是，新疆与内地几乎完全隔绝。当时中央政府对新疆出台了许多规章，但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在杨增新眼里，这些所谓的制度、规定，都要看是否合他口味，如果对他统治新疆有利他就执行，如果对他不利，他不是敷衍拖延就是力陈利害，促使中央政府改变初衷。在向中央政府请示有关问题时，杨增新担心中央的处置会有悖于他的准则，他也是常常先定处理办法再请中央核准。当杨增新估计他的重大决策不会被批准时，他甚至会自行其是。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杨增新对这一局势的变化感到非常惊慌，他认为国民政府的权力扩大之后，对边疆大吏就不会像北洋政府那样放任了，但他又不想主动退出新疆的政治舞台，于是，他依然采取“认庙不认神”的老办法通电拥蒋，宣布新疆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并改组新疆省政府，随后还特派教育厅厅长刘文龙晋京报告一切，以示对国民政府的衷心拥护。杨增新改组后的新疆省政府依然是“换汤不换药”，它虽系委员制，但只是徒有其名，而独裁如故。1928年7月1日杨增新就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一职，但仅仅6天之后，也就是7月7日即被政敌刺杀。

总之，杨增新所采取的一切政策与措施无非是保专制、卫权势，以维护他独裁专制的军阀统治。杨增新的所作所为在中国逐渐走向民主共和的大背景下，不仅违背国家统一的历史潮流，而且也与中央与地方的隶属关系这一历史轨迹相背离。

威权统治

杨增新在新疆的个人独裁是一种权威主义政体。这里所说的权威主义是指广义上的“权力集中在一个领导人或统治核心手中的政治制度”。权威主义政体可以分为3种类型：政党型、军事强人型和个人魅力型。杨增新的个人独裁是军事强人与个人魅力的混合。他的个人魅力主要是他非凡的才能，包括敏锐的政治嗅觉、狡猾的政治手腕。他的这些才干及其他特有的影响，使其集团内部的属下和民众愿意接受其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和颁布的命令。

杨增新权威政治产生的历史渊源是中央集权的传统专制。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权威思想有一种潜在的认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集中体现在儒家文化中，儒家的社会伦理和思想是构成我国政治模式的重要文化资源。儒家政治文化具体表现为皇权主义、清官思想、等级观念、集团意识等，其核心是信奉“大一统”，要求实行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基本特征就是高度集中的绝对皇权，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是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杨增新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自幼苦读诗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熏陶。他对自己所处社会的认同方式及他的政治态度、思维模式和政治价值判断体系，都无法回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杨增新看来，他在新疆的权威统治是非常正确和合法的。从民众层面来讲，由于长期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他们早已形成依靠群体生活的习惯，以及依附权势来维护自己利益的心理基础。他们一方面“渴望得到权威的保护，并寄希望能为自己带来美好的生活，这就使他们把一元的绝对权威的政治领导看成是‘自然的’现象。另一方面，他们又畏惧这种严厉的权威，为避免与‘猛虎般的’政府权威发生摩擦”，他们还是按照威权主义的逻辑行事。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更，旧的政治制度会因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瓦解，但是原来的政治文化不会一下子就消失，它还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滞留在人们的头脑中。杨增新主新时期正是中国从封建中央集权向共和制的过渡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与该制度相适应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随之烟消云散，它还会依照其自身的逻辑，沿着固有的轨迹，通过一定形式的乔装改扮重新黏附于新的制度之中。

作为一个精明强干、深谙权谋之术、处于转型时期的旧官僚，杨增新自然希望保留继承而来的传统制度，抵制或者减缓变化。因为他认为人所认知的和所尝试的事总是优越于未认知的、未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一旦放弃连贯性，其身份将会难以确立，各式各样的病症和社会无秩序将感染到政体，最终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杨增新不得不采纳一系列防守措施：通过一些让步政策来减缓变革，暂时抑制住进步力量；通过强制与镇压，对新疆进行严格控制，使之完全隔绝于外界，迫使民众服从其意志，以实行个人独裁统治。但民主共和终究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任何阻碍这一历史潮流之人都只能是螳臂当车。杨增新采取的一切政策与措施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最终没能长期维持其独裁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