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张治中先生谈新疆

五十年代初，张治中和习仲勋在新疆，右一为张夫人，二为苏一平，三为张治中，四为张家夫，五为习仲勋，六为王益霞，七为贾拓夫，八为杨明轩。（共识网配图）

我国新疆问题决非像某些人说得那么简单，凡是出现的问题只要归结于一两个人的责任就万事大吉了；也非神秘得那么高深莫测，出现的问题统统都是无解的死结。其实改革之初，我党的拨乱反正方针已为我国破解新疆各类难题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空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各项政策、“党的若干历史决议”始终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原点，既适合内地，也适合于边疆的民族地区，问题是原点要有发展，可以不断改进，但不能“翻烧饼”。

本文想从《张治中回忆录》中摘录几点有意义的事实，给这些人当头泼几盆冷水，清醒清醒。

一、张治中主政新疆是他一生极重要的一段历史，他讲：“1944年11月，伊宁发生了革命暴动，消灭了国民党驻军，先后占领了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组成了一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中国自近代史以来，长期是一个积贫积弱国家，不但西方列强侵犯占据我国领土，就是社会主义苏联，对我国东北也有特殊利益，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但苏联插手策划此事，其出发点也绝非是对弱小民族的支援。上面说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一度的目的是准备做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的。

新中国建立后，苏联和“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已成历史，“东土”力量断难死灰复燃，但完全可以借尸还魂，只要存在着外来的敌对势力和内部的分离力量，就可能形成一定市场，既便我党的方针路线正确，也只能尽量缩小其市场，完全根绝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别说实行了不恰当的做法了。从国家主权意识讲，“东土”是分裂祖国的毒瘤，但从意识形态上讲，苏联支持三区人民，反抗盛世才统治，反抗国民党政权也是理直气壮的一种历史的必然现象。今天，我国和恐怖分裂分子较量已进入非对称的斗争阶段，其难度又与上世纪四十年代有很大区别。张治中先生关于新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给我们上的这一课是非常重要的，新疆的昨天和今天都有国外势力在起作用。

二、新疆打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旗号九个月后，其军队前锋来势汹汹，直逼迪化(今乌鲁木齐)仅140多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同时分兵南疆，整个新疆陷于动荡恐慌之中，当时守备迪化的国民党部队只有六个营，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此时六神无主，急电蒋介石云：前途不测，只有一死殉国等语。

1945年9月13日，张治中先生飞抵迪化，就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省主席。他一面激励当地驻军，保卫省城，以持援军，此时的战场性质已成保卫祖国领土的性质，他一面请外交部特派员刘泽荣和苏联总领事叶谢也夫约谈，进行外交斡旋，前提是三区军队停止进攻迪化，双方展开和谈。后经莫斯科同意，苏联愿做中间人。另外重要的一点是三区“革命暴动”的内部产生了严重分化，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革命青年在1945年成立了“新疆革命青年团”，很快就和一些仇视祖国的反动分子划清了界线，逐渐掌握了三区政府的领导权，也愿意和国民政府接触，种种因缘际会，才促使三区代表和国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张治中见面和谈。一场箭在弦上的恶战顿时变为谈判。1946年，“新疆革命青年团”又发展成为“人民革命党”。其党纲承认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是三区的革命领导人和张先生为代表的国民党进步力量的合作才使双方停火，又组成联合政府，最终避免了新疆独立的危险。在国家统一，力护国家领土完整方面，张先生和我党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三、对新疆的行政管理，张治中代表民国政府提出《中央对解决新疆局部事变之提示案》其主导思想为：“遵循国文遗教与蒋主席之宣示，以扶植边疆人民自治、解除其痛苦，促进其发展，为解决事变之方针”，特提示十二条政纲。张治中先生不厌其烦地向伊宁等地代表反复说明了“民族自治”与“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的区别，竭力为维护国内多民族的团结而奔走努力。

1946年国民党军队攻占我军重要城市张家口，国民党当权派于11月15日强行召开国民大会。当时“人民革命党”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开始阿合买提江等人提出在中华民国内将新疆改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并给予高度自治的提案，但最终收回了提案。“人民革命党”和联合政府中的核心人物阿巴索夫又借大会之机，曾多次秘密拜会中共领导人董必武，要求“人民革命党”集体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由刘少奇同志出面给予答复，新疆情况还有待观察，“人民革命党”暂不加入，但同意与中共建立联系，并送电台一部。“人民革命党”在这次会议上对外承认中华民国，维护国家统一，不提独立，但并未放弃自治权力，对内靠拢中国共产党，又参加了国内解放战争。就当时来说，这是处理民族问题，被压迫民族革命上的一件极有意义的历史事件。

新疆人民的自治，国民党当然无力解决，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时的条件下，新疆还是国内的一个省级建制的区域。张先生独其慧眼，他认为新疆省的名称：“新疆人民认为顾名思义，新疆是中国新开辟的疆土，因而具有强烈的反感”。张先生认为省名可改，“如新疆改为天山省，最为恰当”。由于可见，张先生接受新疆当地人民的意见，体察当地群众感情，不被教条束缚，从谏如流，让人敬佩。他关于民族自治的设想和我国民族自治理念的现实非常接近。

四、张先生关于“民族自治”还具有较广阔的视野。新疆有维、哈、蒙、锡伯、柯尔克孜、回等十几个民族。他的眼光虽然在行省的范围上，但他明确认为：“省内民族自治，必须包含若干地区的别种少数民族自治区域，才能符合民族自治的真义”。在这一点上，张先生突破了中华民国关于汉、满、蒙、回、藏的笼统概念，看到了不易看到的更加弱小的少数民族同胞的权益。

张先生把对民族自治程度与范围的认识提到宪法和宪政的高度去认识。他认为“应该采取列举的方式，在宪法内加以规定，特别是国防、外交、经济、交通、司法具有全国性的，必须明文规定在中央政府职权之内”。这是否也是一种法律上的正面清单呢？正面清单具体、明确。我认为张先生的国家意识、民族团结意识和我国实行的民族自治制度并无根本冲突。

五、张先生在组建省政府，选拔官员时，遇到了大量矛盾。人们之间有关于国家统一和分裂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党派的矛盾，意识形态矛盾等等。那时新疆就是自己民族内部也有尖锐的矛盾，如民族官员亲汉，则被有的人骂为是汉人的走狗，有的官员亲苏，则被有的人骂为是苏联的尾巴。

张先生在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官员在各级政府中任职的比例上曾有突破性的考虑。因为这是敏感话题，他特别选择在普遍关心的就业、失业问题上，才说到官员民族身份的调配比例的问题。他说：“现在第一步先在各级行政机关让出百分之五十职位给各族人士，以后汉族干部出缺即由各族人士补充，以达到汉人占百分之三十、各族占百分之七十为止。”一个国民党的封疆大吏，能有如此襟怀，针对大汉族主义，张先生能够有对己严、对人宽的思维，实在让人敬佩。

六、张先生的传奇经历说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民族团结的友好使者。他在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热情地介绍了地大物博的新疆，同时还动情地描述了民族同胞，他说：“新疆的人民太可爱了，我们在迪化街上看到的男女同胞，他们是多么漂亮俊秀，他们伊斯兰教的精神，他们那种吃苦耐劳、健康活泼的民族观点是多么吸引人呢？……他们各族人民不打牌、不抽大烟、天天洗澡、清洁卫生，这些好习惯都是汉人不及的。”他参观南疆时，又丰富了他的观感：“我们还看到南疆人民诚笃的个性，刚健的体格。长寿的很多，到处看到大胡子的老者，长髯飘过胸。当然也看到南疆人民生活的困苦，即在县城之内，穿着整齐的亦只是少数，大多破绽旧衣。妇女还有罩面纱的风俗，不敢抛头露面。”

张先生对新疆的感受，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浓厚的民族浪漫文化气质，其情操是高尚的，值得今人学习。新疆的和平解放，新中国把新疆带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终因生命所限，他无法看到新疆今日经济发展的变化。各族人民渴望民族团结，愿意展现各自的民族风采，希望通过和平勤劳的汗水共建我国众多民族的共同家园，张先生和全国人民的理想完全是一样的。

七、张先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忠于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为黄埔军人，他在内战时期没和红军打过一次仗。卢沟桥事变后，他统领全副德式装备的精锐师团，首先向驻上海虹口日军开火交战，作为政治人物，他也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攻击，集中一点就是说他治疆软弱，他表示“礼让不是屈服，容忍不是示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调换了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三上延安，陪同毛泽东飞赴重庆，包接包送。1946年初，他和周恩来、马歇尔同在军事调处三人小组工作，他那时穿着国民党二级上将的笔挺军装，看见周恩来也穿着一件自制的上将军装，张先生连连说：“应该，应该”，表示赞许。他下命释放了我党被关押的131人和其他所有的政治犯，并四次勇敢向蒋进万言书，反映百姓苦难，军队厌战的情绪，坚持中国和平、民主建国发展的新方向。

1949年4月21日，南京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作为南京方面和谈的首席代表张治中，最终脱离了国民党政府。脱离南京政府前，他曾对周恩来同志讲：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共产党的成功胜利，用不着我们恭维。同时希望中共方面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的政权。张先生治疆观念及个人坚持国共合作的信念值得后人好好学习，并有现实意义。

八、新中国建国后，他的建国热情，对国家统一的向往和对全国各族人民幸福生活企盼，集中到一点就是发展经济，各族人民安居乐业。我国国名、国旗的确定，他起了关键作用。他崇尚法制，更关心法律的落实。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他率先提出了人大常委、政协委员必须年年视察反映民情民意的议案，被大会采纳，写入宪法。

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是痛苦地生活在“文革”岁月中。他每天关心的问题，就是“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一次他坐着推车参加天安门活动，对毛泽东同志讲：“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的太快了，我跟不上。我党内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么办呐？”毛泽东倏然从椅子上站起来，也不无感情的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张先生也从推车上慢慢站起，但默默无语。在此阶段，他分别为彭德怀、刘少奇写了辩诬信。

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始终关心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形势和政治、经济、民生的关系。这点，我猜想他是彻底失望了。他没有活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年代，更未想到我国的经济总量还会占据世界的第二位。如果他看到了，还是我的猜想，他还会进言、进谏提意见。

1986年5月，我作为中央整党委员会西北联络组成员到了新疆和田，亲眼看到维族人民在高山、沙漠中修建的引水工程，气势宏伟，难以想象。又听整党办的同志介绍，新疆和田的公路盲肠县民丰，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检阅红卫兵的那天，开始了十一公里穿山引水工程的动工。“文革”搞了十年，他们凿山引水十年。以至整党时，这里既无走资派，也无造反派、保守派。张先生主政新疆时曾就新疆经济向南京建言：“倘能积极开发，以适应人民生活，使其改善，其可日进于康乐优裕之境，坚定边民内向之心，当收实惠民生，巩固边围之宏大效果，尤其对国防资源关系特大，实非亟谋经济建设之积极推进不可。”当时国内解放战争已起，他还推动了组建“新疆建设技术辅导团”的工作，拟定了“第一期建设计划纲要”，修建了几处工程，其工程的财力、规模、技术简直无法和今日新疆相比。又和邻邦开展了贸易、经济、文化活动，并影响了建国初期西北军政委员会。我个人认为，这正是党外诤友张先生对我党领导未来，奔向民富国强最热忱的希望。

九、《张治中回忆录》是张先生生前留下的一份六十年个人历史的自述，毛泽东曾一口气读完此书稿本，1983年由邓颖超作序，1985年出版。邓颖超说此书“侃侃而谈，娓娓动听”。毛泽东说看此书“高兴”。高兴不在张先生的世界观上，而在其作品的“气氛”上。当前我国社会总有不少暴戾蛮横之气，妨碍人们讨论问题，人们共识的公约数总要越大越好嘛！

最后顺便问一句，当我国遭到境内外暴力恐怖活动破坏残害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矛头到底指向谁呢？如何清晰区分各种法律、政策界限，千万不能起到恐怖分子无法起到的作用。不要人人都认为自己真理在手，何不多多学习一下张先生修身治国的道德修养呢？网上发这种杂音、噪音的人，也要不断减少才好。昆明3.01恐怖事件后，写出此文，不刺激吧？

来源: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 来源日期：2014.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