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出版审查低头的世界

10年前，我写了一本书，名叫《这就是中国》(That’s China)，讲的是我在中国办杂志的事情。那期间我一路奋战，对手大部分时候都是管控媒体的政府部门。政府后来夺走了我的杂志，毁掉了我的职业生涯。

该书的出版商起初对这个项目充满热情。我们知道，这些内容会让中国的当权者恼火。“我们喜欢有争议的东西，”他们说。“出版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

在最后关头，出版商发了一份书稿到旗下的北京办事处，其回复是：“如果出版这本书，我们就永远没法在中国发展业务了。”

出版计划于是取消了。编辑私下里承认是因为他们有顾虑。

我很了解中国政府的力量。我曾经每天与审查者打交道——他们喜欢被称作“内容审查员”。我听他们解释过：“我们喜欢争议，我们喜欢论辩。但是，我们不能让你的读者争论起来，特别是在他们是中国人的情况下。”

我也确实会不时触怒审查部门。他们指责我支持台独、干涉西藏问题、鼓励法轮功教派、兜售性服务和色情内容，最终还说我支持穆斯林分裂主义。然而，每次我陷入困境，都不是因为审查人员自己查看到什么东西，发现了令他们不安的内容，而是因为我的商业对手帮他们找到了这些。

审查是一种商业工具，是经营业务的一件武器。你用它来伤害别人。我们的个人分类广告遭到了“性服务”投诉，导致杂志失去了数千美元的收入。偷袭我们的竞争对手后来却经营起了自己的分类广告版块，其中有好多页的按摩服务广告承诺“包您满意”。

如今，不少政治领袖和企业领导者一边抱怨中国的审查及其恶劣后果——比如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这样的作家——另一边却默默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审查。为了避免触怒中共，更糟的是，为了避免损及他们在中国的牟利前景，有些人甚至在进行自我审查。

南非拒绝给达赖喇嘛颁发签证。2012年，伦敦书展任由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我的老对头）在嘉宾名单上发号施令，并封禁了另一名诺贝尔奖华人得主、流亡法国的高行健。今年11月，Facebook、领英(LinkedIn)和苹果(Apple)等全球科技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出席了在浙江省举办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众多与会企业的站点和服务在中国大陆遭到屏蔽，但尽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人向主办大会的官方机构公开提出质疑。亦没有任何人予以嘲讽，至少没有公开这么做。今年3月，在印刷公司的要求下，《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对在中国印刷的一本出版物做了删减。同月，彭博社(Bloomberg)董事长公开提出，自家机构是否应该“重新考量”在中国对政治敏感内容的报道。

全世界都在争先恐后地取悦于中国共产党。我们只说是中国，但不过是拿了一个便利的借口，一块遮羞布，用来掩盖我们的尴尬。

共产党有一种出类拔萃的能力，也是它最大的成就之一，那就是为一股看不见的巨大势力制造出一种无形的骇人印象，就像是隔壁房间的一头怪物。它没有名字，没有身份。它是中共的魂魄，是“革命先烈”的幽灵。就连中共领导人自己都害怕它。如果你不能给某个东西命名，你就不能与之对话或理论。你能做的无非就是害怕。

这个机制的成功运转依靠的是恐惧感。然而，共产党本身就非常害怕民众。因此，它会审查和处罚那些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人。

现在，中共的怪物也将恐惧注入西方。西方领导人认为，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它是唯一的希望。必须安抚它。然而，西方政府和大公司的领导者又抱怨审查，抱怨对作家、思想家和人权的压制。这种双重标准正中中共下怀。它左右西方按照自己的规则来行事。在这种规则中，虚伪就是最高原则，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罪的，无论谁是负责人，只要他愿意，就可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世界让中国来作主。这是一个非常古老、非常狡猾的中国政治伎俩。对于中共来说，让中国成为世界霸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如果不是工业革命和世界史上的其他几件大事，世界霸主的位置一直都是中国的。中国是文明世界的正当领导者。

就像几个世纪前中国周边的小国一样，世界再次向中国进贡，希望获得优待。中共认为这种情况展示了其地位的提升，并把进贡视为理所当然，觉得进贡者软弱可欺，虽然外国政府或公司很高兴获得了进入了中国市场的许可，或者拿到了中国的投资。他们忘记或忽略一个事实，即中国市场是为中国人服务的，利润也是一样。

今年11月上旬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上，中国审查制度，它的运转机制，应该如何勇敢地面对它，西方政府如何对待它，这些东西在最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的一个短暂瞬间迸发呈现。当时，《纽约时报》的记者向习近平提出了关于中国向外国记者颁发签证的问题。《纽约时报》很难获得签证，因为它曝光了一些党内高层人士拥有的私人财富，这也是彭博社要重新思考的课题。习近平直接无视了这个问题。站在一边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转身面朝媒体，扬起眉毛，笑着耸了耸肩。

但愿这个姿势表示的是不以为然，而不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