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维吾尔族的压制徒劳无益

上周，中国西部边陲新疆的一家法院，以“分裂国家”的罪名判处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无期徒刑。伊力哈木是维吾尔族人。对这位温和的学者判刑，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他被判处的刑期也比其他中国异见人士长出一个数量级。然而这一判决显示的绝非力量，而是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政策背后的混乱和慌张。

伊力哈木作为经济学教授和博客作者，成了一个广受赞许的政治犯，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为他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符合共产党希望维吾尔人成为的样子。他受过教育，汉语流利，也是共产党员，与体制内人员有紧密的家庭关系（他的男性亲属中包括中国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关的成员）。他有专业知识，有企业家精神，也是中产阶级（在被国家没收之前，他的家庭财产约合13万美元）。他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宗教情绪（维吾尔人大多是穆斯林，但信仰的程度和性质各不相同）。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敢于发声。

尽管中国人通常认为新疆是一个遍布沙漠和山峦的遥远边疆，那里古朴有趣的居民能歌善舞，但是通过不断扩大的交通网络，它与中国其他地区以及中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疆城市里耸立的高楼、闪烁的霓虹、蓬勃的商业，甚至空气污染，都与其他中国城市颇为相似；尽管就像全国的农村地区一样，新疆的农村也仍然贫穷，但城市里崛起的中产阶级，与其他城市的中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同。飞速的经济发展让维吾尔族受益，也让汉族受益（在新疆的2100万人口当中，这两个族群所占的比例都是略高于40%）。

尽管经济上获益，但维吾尔人对自己身为维吾尔人的身份仍然坚定不移，这一点似乎令官方感到困惑和不满。不时出现的地方性骚乱事件在中国各地都是普遍的问题，但在新疆，这些事件却被赋予了民族和宗教情绪的色彩。在1998年至2007年经过相对平静的十年之后，自2008年以来局势的不稳定令人担忧，2009年更是发生了大规模的血腥民族骚乱，公安机关及国家权力的代表不时受到攻击。过去一年，有维吾尔人在乌鲁木齐、偏远的云南省，以及北京对平民采取了不加区分的暴力袭击。新疆官方对暴力采取的反应是加紧打压，包括挨家挨户地搜查，及采取行动限制身份认同的传统符号：蒙面服饰、头巾、胡须、传统的花帽、斋月的斋戒，以及礼拜。

再加上最近在喀什拆除维吾尔建筑、在新疆的学校和大学里取消维吾尔语授课的课程，这些举措的目的似乎是压制维吾尔文化。此外，官方还加强了9·11之后的一种倾向，以同一个视角解读维吾尔人的骚乱——外国势力煽动的伊斯兰“恐怖袭击”事件——即使真正的起因来源于当地，是政治性的。

中国官方的宣传是，所有涉及维吾尔族的麻烦，都源自外部势力，与政府的政策无关。并不清楚中国的领导人是否完全相信自己的宣传，但地方和自治区的政府肯定会从中受益：对于官员和商人的不端行为，中国其他地区的普通人实质上享有某些抗议的自由，但维吾尔人却没有这种空间。在缺乏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北京要想得到新疆当地的信息，除了通过下面那些自利、自我保护的地方官员，极少有其他渠道。官员们以打击“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为名，可以方便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所以，最迫切地想起诉伊力哈木的是新疆当局而不是北京，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一直主张，是中国的政策本身引发了维吾尔人的愤懑和暴力行为，而不仅仅是网上的激进鼓动。

然而，对伊力哈木的打压，不仅让北京再次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也让自己失去了一个关键的维吾尔族视角，还失去了以另一种途径应对新疆不断恶化的局势的可能性。伊力哈木的“维吾尔在线”网站被关闭前，是一个让汉族和维吾尔族作者讨论新疆议题的论坛，为两个群体搭建了桥梁；而增进民族间的交往与交流，也是共产党今年5月调整新疆政策方针时的一个主题。

最重要的是，伊力哈木指出，中国现行的法律可以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只要能够执行。他并没有呼吁激进的美式民主化，而是主张保护本民族的习俗：支持非汉族的文化表达、就业机遇和真正“自治”的政府，而这在中国宪法中，以及1984年的一部法律中都得到了保障。

这种“民族区域自治”的体制间接地来源于清代（1644年至1911年）多元主义（尽管并不民主）的意识形态。清代将新疆、西藏、蒙古和台湾纳入了北京“天下一家”的统治之下。尽管表面上与苏联体制之下的民族共和国很相似，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体制，与苏联体制有显著的差异，并且根据中国的条件和形式做了调整。在上世纪50年代，这套体制运行得很成功，那时新疆成为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80年代初期，也相当成功，尽管从来没有向少数民族赋予真正的自治，但这一制度在少数民族当中仍然很受欢迎。伊力哈木远非“煽动颠覆”，他是在主张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基本承诺。

治理多元的社会、推行多元主义是一个紧迫的全球性议题，从苏格兰、到乌克兰、再到密苏里州弗格森，都是如此。中国有机会为解决民族国家模式中的问题做出贡献，但是如果把最有创造力、最勇敢的思想者关起来，就无法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