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为“维吾尔族的良心”，一直致力于汉维民族相互理解、消除冲突的伊力哈木失去了自由，但他留下的研究成果让我们看到，在万劫不复的仇恨与暴力杀戮之中，一个试图“补天”的民族英雄拼尽全力所做出的努力。

◎ 官方和维族学者不同逻辑链

无论暴力袭击事件如何令我们震惊与悲愤，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在该类事件的背后，必定存在着一条因果逻辑链，清晰的或者隐蔽的。

面对愈来愈多的血腥，中共官方不得不做出自己的解释。早在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发生时，就有官方媒体《中国新闻周刊》自称深究原因，摆出了一条逻辑链：“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骨干潜入新疆大学演讲，到通过广东韶关事件散播谣言，再到境外反动势力对暴力事件的遥控，一个隐秘的逻辑链已浮出水面。”

至今为止，几乎所有的中国官方说辞都如出一辙，都一致使用这个简单之极的逻辑链，把新疆骚乱之源一味归咎于“境外反动势力”。这即是说，新疆之乱与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无关，与少数民族权益受损无关，与汉族官吏的腐败掠夺欺压无关，仅仅只是外来势力怂恿和裹胁的宗教和种族之乱而已。

精通汉、维两族语言、以学问为职志的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教授伊力哈木，无法接受中共当局这个偏狭不通的说辞，因为这个说辞不能解决新疆的问题。伊力哈木以自己长期的田野调查和研究，说明“外来反华势力”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他指出：很多维吾尔人与警方的冲突，根源于维族人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不满。

笔者尽可能明确地归纳出伊力哈木文章中隐藏着的逻辑链，大致是这么一个因果关系：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并没有落实——中共对维族采取的歧视与压制性政策——经济发展程度不均——处在弱势地位的维族人无法和汉人竞争——维汉之间冲突加剧，导致更多的暴力活动。

尽管心怀痛苦，但伊力哈木仍然坚持其学术理性，他以大量的事实和严谨的推理，展示出这个清晰的因果逻辑链。他的很多学术著作研究维族青年的高失业率，指出他们因无法和汉族移民竞争而产生失败感。早在十几年前，伊力哈木就从事《新疆周边安全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并进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讲授《新疆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和《中亚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课程。

2011年，伊力哈木曾应中共官方高层的要求，撰写了的《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这部长篇学术论文详尽地分析新疆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双语教育”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隔膜与隔离问题，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建设兵团问题，政府执政能力和公信力问题，大汉族主义问题以及民族区域自治与反国家分裂。对其中每一个问题，伊力哈木都展示现状，分析其成因，并提出建议和思路。

◎ 以经济学为立足点透视新疆现实

之所以能够对中共当局的新疆政策进行理性的批判，伊力哈木所依据的，更多的还是他的经济学知识，即他立足于经济学去透视新疆社会的现实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的二十年新疆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但受过教育、极富潜力的维吾尔劳动者却大面积的失业，让他们和父辈们一样挣扎于社会的底层。”“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改善维吾尔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权利问题。”

伊力哈木的田野调查中出现很多精确的数据，例如，新疆维吾尔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严重，维吾尔族的城市化率实际只有10%左右；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实际就业率低于15%，大量社会招聘广告中，公开宣称只限汉族；维吾尔族学生分得的教育资源都远低于其在当地的人口比例，南疆的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极低；在一些重要的权力部门，例如财政、国资委、金融、公安，几乎没有维吾尔干部；没有一家新疆国营企业有维族人做一把手；无论是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还是中共党代会，维吾尔委员和代表数量都很少、比例低；维吾尔人因其身份在就业、办理护照、租房、住宾馆、出行的诸多方面屡遭歧视。

有学术前辈教导说：“治学要先有立足点，然后向其他方向发展。” 伊力哈木正是这样做的。在汉、维两族语言之外，他还自学了韩语、日语、乌尔都语、俄语，并能用上述语言获取信息。他的专业是经济学，但他深知必须有更广阔的视角和分析工具，才能研究特别复杂的新疆问题，于是他自费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并系统性地进修社会学、民族学、地缘政治学等课程。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断言：“在经济的生死斗争中，同样永无和平可言。”伊力哈木用事实和数字证明社会不公及民族歧视问题，说明维吾尔族人主要因为经济利益受损，从而产生了民族主义情绪与抗争文化，不能将之一概称为“分裂主义”。伊力哈木同时探索国家主权统一完整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

◎ 难能可贵的民族自我反省意识

一方面，伊力哈木充满道德勇气地向权势说真话，批评中国政府，努力为维吾尔族争取一个公平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并呼吁中共当局给予维吾尔人真正自治的权利，呼吁世界保护维吾尔人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在另一方面，伊力哈木也能正视维吾尔族自身存在的问题，他反省本民族的弱点和堕落的趋势，从民族的伤口上挑出毒素来。

在《中国的民族政策不需要反思吗?》一文中，伊力哈木指出：“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的转型发展出现了令人揪心的局面。偷盗、扒窃、贩毒、吸毒、卖淫等问题，在一个有宗教信仰、对这类犯罪活动有天然文化抑制力的民族，竟然迅速严重到了整体被视为犯罪民族的程度。‘马尔萨斯陷阱’的命运竟然无情地落在了维吾尔族人身上。”

一个有历史文化、有梦想的民族被视为“犯罪民族”，伊力哈木为此痛心疾首。他还对维族知识分子的现状表示失望，说与内地的一些汉族知识分子相比，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在长期的社会高压下集体噤声，批判性和社会责任担当意识普遍薄弱，也谈不上社会贡献和创作。

伊力哈木谈到他对新疆地下宗教活动泛滥的忧心与惊惧，说：“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极端保守和封闭的外来宗教思想，以地下流传和渗透的方式，在新疆急速扩散——从极为醒目的衣着装扮者越来越多，就不难看出这股潮流的盛行程度。”“因为外来宗教的影响，维吾尔人的装扮已经不像维吾尔人，而像阿拉伯人了。”

值此民族全面溃败，陷入无日无之的暴力恶性循环之中。在这位维吾尔族忠实的儿子眼里，新疆就如中国古代神话记载的情景：“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就像神话中的女娲一样，伊力哈木一心想要找到补天的宝石替人民消灾，让维吾尔族能够自立自强。他炼就的五色宝石就是他关于新疆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以及他给中国政府的中肯建议。

◎ “刽子手继承受害者遗嘱”

伊力哈木和几个追随他关注民族命运的年轻学生走入了囹圄，被构陷为“八个人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以温和公正立场说话、真心缓和汉维矛盾的学者会遭受如此厄运？

笔者在广泛阅读伊力哈木文章之后认识到，正是这位维族学者务实、真诚的学术研究触怒了中共。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都会很自然地对政治社会折射出深刻的批判意识，在政治经济学和民族学等方面尤其如是。专制依靠谎言而生存，它最害怕的就是事实和说理，伊力哈木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当局的大敌，成为一位被囚禁的悲剧英雄。

网友巴丢草创作的漫画

一般知识精英拥有话语权，在于他们拥有一整套的知识体系，能够形成一种整体性思路。但中国一些官方知识精英热衷于为当局既有政策辩护，并不去认真考察严峻现实、寻求正确答案。例如国内大批“吃新疆饭”的汉族学者，当新疆地区民族冲突紧张之时，他们举办的研讨会，除了强烈表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之外，居然还有人大谈“美国阴谋论”，荒谬地把罪责推到太平洋那边的美国。

被巨大的苦难沉重地压迫着，伊力哈木不得不独自承担起求真求实的历史责任，在人人恐惧噤声的时代一个人驱马先行。如前所述，伊力哈木以他的知识系统，对新疆的现状做出了完整有力的表述，深究了经济权利与民族自治权的关系，成就了具有重大影响的一家之言，填补了新疆研究的空白。

中共当局监禁试图“补天”的伊力哈木，因此掐断了维族发表不满的唯一声音，使汉维两族失去了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但伊力哈木很幸运地，给我们留下了他的那些了不起的研究成就。在暴力的火焰仍然熊熊燃烧、血光四溅之时，尚未麻木的人们应该超越自己的墓地为后代思考：汉维两族是否还能创造一个和平安宁的未来？

伊力哈木曾经回应一些建议他逃往国外的朋友，说：“我哪里也不去，维吾尔人的问题在中国，解决的办法也是在中国。如果一定要坐牢，那么我会呆在中国的监狱里，出狱以后我还是会在中国寻找维吾尔人的前途。如果我死了，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将我安葬在我的故乡，这一点幸福对我而言已经足够。”

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刽子手继承受害者的遗嘱”的做法。例如清末的慈禧太后，她囚禁了推动戊戌变法的光绪帝，不久却因形势危机被迫实行类似的变法。据说前不久，习近平因为新疆危机罕见地召开党内重要会议，谈到为维族人创造就业机会的问题。（补充：此外中国政府还提出加速维吾尔地区城市化、提供南疆的维吾尔学校更多的教育经费），这些都是是伊力哈木多年来所呼吁和建议的内容。

专制皇上一贯如此，他们可以“英明”决策对少数民族施加恩惠，但绝不容许弱小民族产生自己的代言人，绝不容许少数民族精英为本民族的权益发声。不过，就我对伊力哈木的理解，他坚信真理胜过权力，不会在意个人的失败。只要习近平愿意实施他所建议的新疆政策，伊力哈木愿意牺牲自己，愿意付出自由作为代价，这是悲剧英雄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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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4年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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