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3日，由凤凰网自由谈沙龙发起，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民族问题的问题”研讨会成功举办，此次会议旨在试图探索理解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思维。本文是凤凰网大学问栏目整理潘蛟的发言，感谢主办方授权发表。

时间：2014年5月13日

发言人：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现代化和现代人

有没有新疆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困惑？现代化问题的存在应该是普遍的，引起的困惑肯定是存在的，是普遍的。现代化就我理解，并不单纯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工业、国防、农业、科技四个现代化。现代化始于人的现代化。把人的现代化置放在“四化”之后，这恐怕是颠倒了因果关系。

就中外近代历史来看，四个现代化更像是由人的现代化牵引出来的问题。现代化与传统的最初和最为根本的断裂应该是始于人的主体性的构建。现代人观与传统人观的最大不同在于，现代人认为“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人应该做自己的主人，即应该是能够“自决”（self-determination)和自我担当的主体。在启蒙哲学里，自决并不仅仅是一个自由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道德和美学问题。

在思想、判断上依赖于别人被看作是不成熟的表现，即便做善事，如果不是出于自愿和自决，而是迫于某种压力或盘算，那将被看作是伪善或虚荣。于是，是否本真（authentic)就成检验自由、道德和美的唯一标准。而是否本真则需要由是否自决来断定。当然，自决在康德那里基本上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但费希特等人通过论证个体意识必须融入整体意识才是真意识等途径，把自决转换成了群体、民族和国家的自决。——这就是凯杜里所称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

民族自决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当然是民族分离或民族联合，但这样民族自决并不常见。在现实中，但更常见的民族自决形式则是民族身份认同。然而认同并不能够自明，他需要别人的承认。关于这点，Charles Taylor说过很多。他认为，与传统社会的荣誉政治不同，现代政治是一种尊严政治，因而强调自由和平等。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身份认同得不到承认会是一种伤害，因为这意味着否认了他们的自决。而不能自决则不仅是一个没有自由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没有平等和尊严的问题。因此，我以为，现代化困惑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便是人们的身份认同是否得到了承认和尊重的问题。

民族问题这个词也是舶来的,它最初源于就西文中national question所做的对译。然而，这个national question同时被理解成国民问题或国家问题的也是可以的。这也就是说，所谓民族问题最初专指的是民族国家建设问题。那么，民族国家建设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呢？这是因为民族国家认为自己之所以应该是一个国家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同文同种的人群。然而现实中却很少有国家完全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因此那些文化和世系不同与主流人群的人的去留和忠诚。过去的帝国并不把文化和语言看作是自己扩张的界限，也不要求其臣民必须具备某种语言或文化上的同质性，从而也就没有今日的民族问题。这也就是说，民族问题实际上是有民族国家建设自身生成的问题，没有民族国家建设，就没有民族问题。

然而，国内许多学者都把造成民族问题的原罪归咎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头上去。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来追问为什么列宁会提倡民族自决，斯大林会来构建“科学的民族定义”。大家都知道，列宁和斯大林当时面对的问题是奥匈和沙俄帝国境内的各民族纷纷要求独立建立自己的国家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斯大林提出了承认民族的四个客观标准，其目的与其说是想认定哪些人可以算作民族，倒不如说是为了说明哪些人不可能成为民族。当然，与他不同，奥托•鲍威尔提出的民族定义是偏主观的，即把民族心理素质当作了确定民族的主要因素。但他们各自提出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也是不同的，鲍威尔提倡“民族文化自治”，列宁和斯大林则主张民族自决。

今天很多中国学者都认为是列宁承认前沙俄境内各族拥有自决权利，从而也为日后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然而，这些人却不愿来注意，列宁所说的自决权既包括了民族分离自决的权利，也包括了民族加入自决的权利。正是通过民族自决，业已分崩离析的沙俄帝国蜕变成了苏联。无论怎么讲，正是通过民族自决，苏联维系了前沙俄帝国遗留下来的领土完整近70多年。

苏联是一个共和国联盟开始的。列宁相信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相信通过民族自决，共产主义能把各民族聚合在一个联盟中来。总之，对于前苏联的民族问题，我们还是要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来认识才对。

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吗？

转向中国。在一些西方有学者（例如Lucian Pye）看来，中国其实是个帝国，但却爱冒充是个民族国家。中国以前确实个帝国。帝国的一个特点是它不以文化、语言界限为自己的国界。帝王认为他的疆界是天命决定的，而自己权力的实施也就奉天承运而已。天命来之自己或祖上的德行，而德行和天命则是要通过天兆瑞祥（天人合一的原意），四夷来朝，天下归心来体现的，因此怀柔远人不仅仅是外务，同时也是内政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是由孙中山、章太炎、汪精卫他们创建的。在辛亥革命之前，他们所称的中华民族仅仅是指汉族，而且是坚决反对把满族算作中华民族成员的（康有为等人的算法）。章太炎甚至认为这场运动根本就不应该称作是革命，而应该称作光复，即，从满族人手中把国家权力拿回来，即便要称革命那也只能是“种族革命”，而这场种族革命诉求的也是汉族人在把国家权力夺回来，因此也只能是光复。

当然，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为维系清朝遗留下来的帝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蒙满回藏就再也不能不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了。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但也生成了现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外蒙古的独立，西藏的驱汉，新疆的泛突厥运动，满洲国的创立，内蒙古的统一自治运动，西南彝苗的政治承认诉求。当然，其中的一些运动是与与境外势力的支持相关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无视这些少数民族的响应，而且无论是外援还是内应均都是依据民族原则提出的，而推翻清朝创建民国的革命也正是根据这个原则来发动的。内蒙古大家都是知道的。有清一代对蒙古族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所谓“建众以分其力”就是把他们分封成各不相属的盟旗，让他们相互牵制。清朝尽管中央设立有蒙古衙门，理藩院这样中央机构，但整个内蒙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然而，正是在民国期间，为防患内蒙古的民族主义运动，民国政府在内蒙古地区新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而内蒙古的蒙古族则生成了要求整个内蒙统一自治的运动。这种运动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其正当性衍生于民族国家自身的话语：既然这个国家是根据民族原则来建立的，既然我们蒙古族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自治单元呢？像这样的衍生话语是很难被驳斥的，因为它连带着原生话语，对于它的否定意味着原声话语，即民国自身的立国话语的否定。当然，北京政府对于其中的厉害是明白的。它承认五族共和，而且在尽力讨蒙古王爷们的欢心，希望他们不要再有二心。但南京政府则不同了。它认为只有把全国各族熔炼成一个民族，这个国家统一才会有保证，以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连五族共和都不想承认。然而，中国的民族问题并没有因此消弭。抗战以后的新疆三区革命，内蒙与外蒙的合并统一诉求，西南彝苗的政治承认诉求，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国的民族问题实际上是被南京政府的民族同化政策激化了。

民族问题已经演变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忠诚问题

今天有不少人在指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然而，没有中国共产党，新疆、内蒙、西藏是否还能留在中国，这在我看来恐怕会是问题。当然，新疆、内蒙之所以能继续留在中国，这与中共和苏共间密切关系有一定关系。但是，因此而否认中共的民族政策有效性则是不对的。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国的辉煌历史，并主张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各民族应该争取共同繁荣和进步。当然，在解决民族问题上，中共参照了苏共的经验，但中共也有自己的创新。例如，苏联推行的是加盟自治，我们推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等等。事实上，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并没有削弱中国的国家统一，相反倒是加强了它。众所周知，民国时期国家力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渗透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

这个时候，共产党实际上我觉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以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就是说解决中间，首先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不分大小，多民族的承认，它实际上维系了我们清代留下的帝国的整体性概念。没有共产党，新疆问题我看在国民党那儿可能比现在麻烦，内蒙问题其实是一个麻烦。所以共产党，今天我们对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我们可能认识不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救中国，我看这句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共产党确实创造性的提出了一种方案，当然它参照了苏联的经验，但是它自己也创新了。比如区域自治制度，前苏联是家族自治。而且它创造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做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这个各民族。

那这一套话语，我们和以前的汉族不一样，我们有一种超越性。以前汉人压迫你们，我们是来解放你们，不是说让我们来领导你们，统治你们，是说让你们自己来自理，形成区域自治，让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少数民族在我们中共领导期间，在政治上，政治的正确性上，甚至于比汉族高。为什么？因为它受的双重压迫，不仅受他本阶级的压迫，他还受到大汉族主义的压迫。所以在政治上的virtue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政治就是管这个事。所以你能看到西藏的问题没有“百万农奴”的站起来，我看汉人在这个地方要治理西藏肯定很难。没有“凉山翻身”的拥护，凉山的平叛也很难。凉山那个地方上千年，汉人在那扎不下根的，那就是有他的一个自觉和认同，共产党构筑的这种超越性是存在的。那这种存在当然它是有代价的，代价的一个问题就是汉族的这种中心性受到削弱。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岳飞还是不是民族英雄，成了问题了，刚才说得，史学界的讨论。是不是个民族问题？哪个民族的英雄，这就成了问题了。那个时候当然他的一套话语还有阶级。我说得太长了。

今天民族问题我们说了很多，也依然很难说清楚，但是我们一直在提醒各位，今天的民族问题，到底要关心和交流的是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忠诚问题。那这个忠诚问题是怎么生出来的？民族问题好像都是少数民族？有没有大汉族主义？我们整个一个国家的趋势，是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文类、文风是不是有一个大的变化？是不是有一个大汉族主义？那这个可能还是要感知的。我们今天主流的批评多半是中国的民族问题就是共产党造成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创造出的，识别出来的，就是民族政优惠政策造出来的问题。我在想如果说没有优惠政策，没有区域自治，真的就会更好吗？

少数民族精英并非同质化的

人类学里面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th)对族界的论述。他认为，在一个复杂，较大的社会里面，族界并不是妨碍了人们的互动，而是在结构和沟通人们的互动。这也就是说族界对一个大的并存在着多样性的社会，族界具有维系该社会较好互动交往的功能。

现在一谈到少数民族的诉求，就有人说那是被他们的精英操弄的。认识到族群精英对于族群意识操弄可能，这当然很重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族群精英意识本身也是可以被操弄的。例如，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盘算，他们可能主张自治，也可能主张积极同化到主流人群中去。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利益感也是被现有的权力结构形塑的。只注意他们的利益盘算，不检讨既在的利益结构这也是不合适的。还有，我们也不应该把少数民族精英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来讨论,忘了追问他们何以可能成为精英。他们为什么能够操弄族人的意识和诉求。显然，其间还是有诸如是否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愿这样的问题。另外，还应该注意到少数民族精英也并非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存在着对于代表性的竞争，因此可能会有老精英和新精英之区分，保守精英和激进精英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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