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我在第三期中国文明（第二卷第五章）

作者：谢选骏

第五章
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人缘

一、先秦文明的原典
二、青铜器的道路
三、邦国·王国·帝国
四、帝国与西伯利亚
五、统治权分离的制度

中国古代称平民为所谓“黎”，也称“庶黎”，而这“黎”正与黎族同一。在古代可能是中原民族的种族奴隶之类，相当于斯巴达人眼中的“希洛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眼中的“斯拉夫人”。黎在古代通“黧”，指黑色。这可能意味黎族皮肤较黑，也许是南岛语族、马来人种，甚至是更古老的澳大利亚种族在中国的遗留。

夏商周，在黄河流域集中几个势力较大的种群，经过多年征战，最后形成了一百氏族的部落联盟，号称“百姓”，而在战争中抓到的南方民族的俘虏就称作“黎民”。百姓与黎民，就是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区别。到春秋末期，随着贵族制度的破坏，百姓的地位降低，到秦始皇时代和黎民一起沦为“黔首”。

［1979年6月11日］

在我看来，蚩尤〔赤尤，即红极一时〕的种族可能既非西南方的三苗，亦非东南方的九黎；而是某种“西方侵略者”！《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龙鱼河图》：“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云笈七签》卷一百：“兄弟八十人，铜头铁额。”当时南蛮的技术水平也许达不到这个程度。而蚩尤作为西方和北方雅利安人入侵者的酋长，就比较好理解了。他们制作大刀弓弩，挟带铜头铁额，武装到了牙齿，用先进的物质文明，乘有利的国际形势，入侵中国，就像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但终究还是被黄帝一举击溃，不仅使黄种人免遭异种的奴役，反而创造了中土的政治文明！［这种可能在下面《齐家和二里头：关于远距离文化的接触问题》、《商周青铜剑渊源考》两篇文章中，有所论述。］

我十几岁的时候，在文革余烬中读过1930年代有的学者写过的残障断简，还记得上面认为，共工很可能是白人，与蚩尤同属被华人彻底击溃的“来自西方的几批入侵者”之一。这些共工，打破中国的和平生活，可是最后却唤醒了中国的国魂并促成了中国的统一，使自己这些“西方真理的党代表们”，到头来遭到了毁灭。共工类似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工作团，是代表西方真理的异族酋长，他掀起洪水滔天，洪水也就是红水，红色风暴的隐喻。共工人面蛇身朱发，怒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淮南子·天文训》〕共工兄弟八十一人，铜头铁额，武装到了牙齿，与斯大林这样的机器〔斯大林原意为“钢铁的人”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机器人、外星人〕，异曲同工。这不是我的异想天开，还有老毛的诗词作证；毛泽东以共工自居，在他的反诗中予以赞美。

例如《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春〕说，“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原注】则明确地说，关于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见《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西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又见《国语周语》：“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坠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韦昭注：“贾侍中〔指后汉贾逵〕云：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颛顼氏衰，共工氏侵陵诸侯，与高辛氏争而王也。”〕三见《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当其〔按指女娲〕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毛泽东按：诸说不同。我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你看，“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西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他死了没有？没有说。看来是没有死。共工确实是胜利了。

毛泽东仅仅关心自己的生死胜败，毫不顾及天下苍生的安危。所以他抓住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兼江西剿匪总指挥张辉瓒以后，就残忍地割下了对方的脑袋，并装在木笼内扔入赣江，让他顺流一直漂到长江，严重地污染了环境和人们的心灵。毛还把这首词和另外五首一同发表于《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上。而这个原注还是毛的秘书田家英查了有关共工的古典文献后，毛才加上去的。而这位田家英最后也惨死在毛泽东手下，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就被手枪打死。

《诗经·商颂·长发》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国骏厖，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戁不竦，百祿是总。”──大矣或！伟大的预言！其功勋盖乎世，应乎天命的元子。［1、共，历代训释不一，一说通“珙”，璧；一说通“拱”，法；一说通“供”，为祭名或祭物，均可通。但其实可能歌颂古代明王受降了共产主义。2、骏庞，庞大。为下国骏厖，下国诸侯恃商汤以安，如依赖磐石。3、龙，“宠”的假借，指恩宠。4、敷奏，指施展。5、不震不动，《郑笺》认为是“不可惊惮也。”6、戁、竦，指恐惧。7、总，聚。］

在共工的阴谋失败后，勾结西方入侵者一起作乱的苗、黎也受到了惩罚，变成了文明的牺牲品，被驱逐到了南方，落入次第遭到同化的历史命运。

［1979年6月17日］

一、先秦文明的原典

《山海经》是先秦文明的原典？本来，中国先秦文明的经典易、书、诗、礼、春秋，后人合称五经。与其他古代文明不同，五经不是宗教神话，而是人文作品。那麽是否古代中国人缺乏宗教细胞呢？当然不是。

事实上，在五经编辑完成之前，中国就经历了早期启蒙运动，结果把宗教神话演义成了历史传说，学者们把这个过程叫作“历史化”。无法经由历史化改造的神迹奇事，则大多编入了《山海经》，故不妨说古老的《山海经》，其实是先秦文明的真正原典。因为是历史化改造挑剩下来的材料，《山海经》内容庞杂，定稿则从战国到汉初，经多人编写，作者多是楚人。

晋人郭璞曾为《山海经图》作《赞》，今《赞》尚存，图已佚。有观点认为，《山海经》原是根据图画所作的说明，而现在所见的《山海经图》，则是后人根据经文绘制。原先古图有多少？来自何方？何时散失？今人已经不得而知。

《山海经》全书近四万字，除保存大量宗教神话资料外，还涉及学术领域的各个方面，包罗万象，可算一部当时的百科全书：《五藏山经》五篇，有关山川地理、祀神典礼仪式和所用之物，间中叙写诸山山神的形貌和神力；《海外经》四篇，多记海外各国异人异物，也有神话片断，如夸父追日、刑天断首；《海内经》五篇，保存神话最多也最原始，写作时期比其他部分为早，记有海内神奇事物，如昆仑景象、建木形态、巴蛇、雷神等，并记录帝俊和黄帝〔古代东西两大民族所奉祀的上帝〕神话；《大荒经》四篇。

在《山海经》中，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古代“帝王”，但因其出现在历史化改造之前，却无一不显出了动物的原形──如与颛顼争帝、触折天柱的共工，原是“肆意振滔洪水”、陷害百姓的凶恶水神，“人面蛇身、朱发”。这位兽形水神，细推下来竟是被奉为“中华民族始祖”的炎帝的第三世孙〔《山海经·海内经》〕！

再如祝融，乃共工之父，是著名的火神，“兽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外南经》〕。

著名的鲧，是人所共知的治水英雄大禹的父亲，则属白马、玄鱼一类动物。鲧的先祖黄帝，被今人与炎帝并列为“中华民族始祖”，其子孙多被记为龙和狗：“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生牝牡，是为犬戎。”

颛顼，是圣王史观的中坚人物、五帝之一，尽管在历史神话传说中，已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圣王，但其父却是这样一个奇形怪状的动物神：长脖小耳、人脸猪嘴、麒麟般身体、骈生双腿，脚如猪蹄……〔见《山海经·海内经》〕。在《书经．尧典》中很受重用的乐官夔，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却也是动物神……

不难发现，《山海经》的神只是大自然的管理者，而非宇宙造物主；只是文化的发明者，而非人类创造者。人类被理解为自然生成、进化论式的，而所谓中国式的“上帝”，也只是“百神”的首领而非造者。中国古代的神威严但缺乏爱。《诗经．大雅》中，虽有某些篇章被现代解释者列为“人格化上帝”的作品，但由於只有威严而没有爱心，其“人格化”的维度显然不够完整，人格化的程度也显然是肤浅的。因为威严只是管理者的特性，爱才是创造者的特性。

与《山海经》的多神、零散和巫术性相反，《圣经》建立在一神、严谨和道德基础之上，并在信奉的各个民族那里，构成高级文明，引导人们坚信，惟一真神是宇宙创造者。《圣经》与《山海经》的天壤之别，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基督教和中国民间宗教，在本质上的深刻差别。

如此看来，“中华民族”显然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产物，而不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是”的愚昧逻辑。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序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无疑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族群。除了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十二亿多人外，在全世界还有数千万人被认为，或自认为是华人或中国人。然而，究竟什么是中国人？这问题不仅困扰着许多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甚至也困扰着许多“国人”──尤其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人。例如在美国，两代之间对于中国认同的差距，经常是华裔家庭的梦魇。许多年长的华人始终难以明白，为何他们的子女否认自己是“华人”。在东南亚，虽然常受挫于自己的华裔身分，但许多家庭坚持华人认同已有数百年历史；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如此？

对此最激烈的争辩，或者说“中国人的定义”受到最严厉的挑战，可能发生在近十年来的台湾。由于统一派与独立派激烈的争执，由于“人民中国”的武力威胁，在台湾许多人辩论、更多人困惑，到底他们算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而对于在大陆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也无法理解，为何台湾的汉人也会否认他们的华夏祖源？

研究中国人的本质，可由许多方面着手。在当代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研究方面，体质人类学家研究现代中国人的体质，语言学家研究中国各地方言，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在许多典型的中国聚落中作研究。这些研究事实上已假定研究对象是“中国人”，因此它们只是描述“中国人”，而并没有回答“为何他们是中国人”。还有学者热衷于“历史溯源”研究，认为要深入了解中国人，要溯其本源，因为探明了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本源，就解答了“什么是中国人”。因此，许多语言学者、体质人类学者、考古学者、历史学者，由中国人的某些语言、体质、文化特征，以及历史文献中的蛛丝马迹，尽量往前追溯。希望由了解中国人的“起源”，来诠释中国人的本质。

由于学科的特殊性质，考古学者与历史学者对“民族溯源”研究最感兴趣，也因此有丰盛的成绩，受到一般人的重视。但是，这并不表示学者在此已达成客观的、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历史学界，在溯源研究的取向下，有认为华夏起源于黄河流域，其始祖为黄帝的古典一源说；有傅斯年主张的“夷夏东西二源说”；有徐旭生与其它学者所提出，古代三或四民族集团由互动而凝聚为华夏的多源说。除了这些本土起源学说外，还有主张华夏民族来自中国之外的西来说、南来说、北来说。

其实，共同的体质、语言、文化特征，并不是构成一个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也非构成它们的充分条件。例如以语言为例，世界上许多民族不只说一种语言：相反说同样语言的并不一定是同一民族。因此，我们怎能以语言，或其它客观的体质与文化特征，来追溯一个民族的源头？其次，每个人的父亲都有他的父亲；族群溯源显然是毫无止境的。目前考古学家将华夏的源头溯至仰韶文化，那是因为他们对仰韶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甚至中石器时代的考古所知甚少。只要有足够的资料，这种建立在器物学上的族群溯源，可以远推至百万年之前。这样，对于了解一个族群究竟有何意义？

更值得注意的，根据文献或文物来追溯一个民族的源头，我们经常会陷入古人的“谎言”之中。譬如，我们以春秋吴国王室和秦国王室的族源为例，如果一些东南“蛮夷之邦”的领导家族在华夏化的过程中希望被认为是华夏之裔，或是华夏认为这些不像蛮夷的人“应该”是华夏之裔。那么，他们可能共同在华夏的历史记忆中，假借或创造出吴国王室和秦国王室原为华夏的记忆。并且，在认为自己是华夏之裔时，吴国王室和秦国王室于是在礼仪、器物上也摹仿华夏风格。于是，我们便有了文献与考古器物“二重证据”来证明吴国王室和秦国王室原是华夏后裔。

王明珂认为，一群人对于自身起源的记忆，经常受到现实中的期望、忧惧的影响，而遭到改变、扭曲，这是民族溯源研究经常遭遇的危险。不仅古人难以客观的记忆其族源，当代的研究者在研究本民族或它民族的族源时，也难以客观的选材与分析。也就是说，民族溯源研究最大的障碍，来自于研究者自身的族群认同与认同危机所导致的偏见。这种偏见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因为“起源”对于古人和对于当代研究者自己都是同样重要的。

族群由族群边界来维持：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外人的异己感，以及对内的基本情感联系。族群边界的形成与维持，是人们在特定的资源竞争关系中，为了维护共同资源而产生。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客观资源环境的改变，经常造成族群边界的变迁，所以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的工具。

族群边缘内部的人群，以“共同的祖源记忆”来凝聚。因此，个人或人群都经常借着改变原有的祖源记忆，来加入、接纳或脱离一个族群：如此造成族群边界的变迁，也就是族群认同的变迁。由于族群的本质由“共同的祖源记忆”来界定及维系，因此在族群关系中，两个互动密切的族群，经常互相“关怀”甚至干涉对方的族源记忆。失去对自身族源的铨释权，或是接受强势族群给予的族源记忆，经常发生在许多弱势族群之中。最后，在一个族群的内部，也经常形成不同的次群体，互相竞争着到底谁对本族群的“过去”有诠释权。因此所谓族群现象，不仅是两个互动族群间的关系，还包括族群内部的两性间、阶级间、地域群体间的关系。

在族群边缘，人们强烈的坚持一种认同，强烈的遗忘一种认同，这都是在族群核心所不易见到的。这也使得“边缘地点”成为观察，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如春秋时代华夏东南边缘的吴国人，他们在当时由非华夏成为华夏，因而也是华夏认同的边缘；又如现代的台湾人，他们彷徨于维持中国人认同，或放弃中国人认同之间，因此更是处在中国边缘；以及羌族，一个处在中国西南边缘的少数民族。

王明珂的主要缺陷在于忽视了种族特质在族群认同中的决定作用。种族特质牵涉到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的世界格局，北中国就因为“胡人”的存在而对此有所体会。而王明珂所生存的南中国海岛〔台湾〕，就较不容易注意到古代的胡人和现代的苏联，和中原民族的种族差异。这一差异可不是基于“族群认同”的意识，而是基于生物因素。显然，王明珂仅仅具有的“处于华夏边缘的台湾历史学者自身的时代经验”，只在黄种人内部发挥作用，而没有涉及那些在外观上都给人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影响要素。所以他“由边缘的角度对于‘什么是中国人’的了解”，其实就比较局限和肤浅。

考古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气候的干冷化，使华北、华西农业边缘的人群逐渐走向移动化、牧业化，以及武装化。我以青海河湟地区、套北地区与辽西地区为例，说明这些地区人群经济生态的变迁过程。这些牧业化、武装化人群在陕晋冀北方地区与农业人群有剧烈的资源竞争。南方农业人群逐渐以“华夏”认同来设定族群边界以维护共同资源。被排除在华夏之外的牧业化、武装化人群，在春秋战国时开始全面游牧化。

公元前1300年左右，周人崛起于渭水流域，后来逐步东进打败商人：这时周人的西方盟邦中还有一部分是相当畜牧化、武装化的“戎人”。华夏边缘形成之后，随着华夏的扩张，华夏边缘也逐步向西，向南扩张。华夏边缘的扩张包括两个同时并进的过程：一是华夏重新定义谁是异族，一是原来的非华夏假借华夏祖源而成为华夏。另外一面，也有华夏圈内的脱华现象发生，例如朝鲜、越南，其北部都曾经是汉朝的直属领土，日本则是汉朝的属国，并且这三国都用汉字，朝鲜、越南还用汉姓，但在其现代化即欧化的过程中，终于把汉化当作无用的工具予以抛弃。台湾也在发生类似现象。

二、青铜器的道路

“丝绸之路”是众所周知的，但“青铜之路”却很少有人注意。因为前者代表中国的文化输出，后者却代表中国的文化输入。事实上，可以认为“青铜之路”与“丝绸之路”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青铜之路活跃于夏商周三代，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史不绝书，主要是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两者先后相继而方向相反，可以说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取代了青铜之路。

易华《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指出，研究表明，青铜技术的传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与羊、羊毛、牛、牛奶、马、马车等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青铜之路将欧洲和东亚纳入了以西亚为中心的古代世界体系，丝绸之路又加强了东亚与西亚、欧洲的联系。只有将丝绸之路与青铜之路相结合才能全面系统地理解欧亚大陆文化的形成及其相互交流与互动的历程。

李约瑟等人对于古代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发现从汉到宋千余年间中国是地球上社会经济最繁荣、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区，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只是丝绸、陶瓷、茶叶等物品，还有四大发明等技术观念。到近代欧洲开始“发现世界”，丝绸之路逐渐荒废，各种先进的技术通过海路传到中国，其中包括改进了的造纸术、印刷术、炸药和指南针。

李济认为，商人的殉葬习惯恐怕不是中国自己的习惯；我疑惑这是与两河流域接触的结果。两河流域远在比商朝早二千年就有杀人殉葬的情形；并且所有铜器时代的文化都有杀人殉葬的事，例如墨西哥如此，早期希腊如此，米索不达米亚如此，埃及也如此。……假如青铜器没有发明，我怀疑杀人殉葬能有这么大的规模；因为人们那个时候有了青铜刀，砍人容易，结果杀人就如杀一头猪或一头羊一样；杀人殉葬也就是人类发明了利器以后也发明了自己痛杀自己。显然，李济指出了“来自西方的真理”如何“自古以来”就祸害了中国这片净土神州。

近代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对印第安人、澳洲人进行种族灭绝，不仅因为他们掌握了先进的火器，而且因为他们拥有掌握了火器的人们所拥有的那种工业化的杀人观念，那就是批量杀人。到二十世纪，随着化学的普及，唯物主义流行，认为人类不过是一些化学元素的组合，杀人观念更有提高，杀人不过是把人还原为化学物质，酸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更与“罪恶”毫不沾边。所以乃有大规模灭绝营和劳改营的产生。

易华认为，如果杀人殉葬之风来自西亚，那么青铜技术也就不太可能是东亚的发明。不同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有早晚之分。西亚早在五千年前已进入青铜时代，在此之前还有一个上千年的铜石并用或红铜时代，表明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是缓慢而艰难的。东亚大约四千年前才开始进入青铜时代，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中有零星铜器出土。古墓沟文化、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标志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商周之际东亚青铜文化达到鼎盛时期，而同时的小亚细亚赫梯王国已进入铁器时代。大体而论，金属冶炼技术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高加索或伊朗传入东亚。当然，中原也可能是青铜文化的起源地之一，否则，美洲的青铜器文化是否由中国人再接再厉向东方传播的呢？

如果充分考虑到游牧民的桥梁作用，我们就会发现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青铜冶炼和铸造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有个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过程，不是一人一时一地完成，而冶金术的具体起源地，迄今还难以确定。巴尔干到小亚细亚一带早在7000年前已开始冶金实践，5000年前已发明范铸法和失蜡法，不同比例的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也相继发明。也就是说4000年前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主要的青铜冶铸技术均已发明，并对周围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古墓沟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梅建军等认为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欧亚大陆青铜文化传播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对新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库兹美娜指出是欧亚大草原的牧羊人创造和传播了安德罗诺沃和塔里木盆地的青铜文化。

最值得注意的是，南中国之南的泰国在公元前3000年已经应用青铜器，比中国至少早一千年。考古证据表明，南中国应用青铜器要早于北中国。

还有学者从青铜器之前的彩陶技术的传播，来考察中国就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接触，如与西亚的文化交流。在距今距今五千到六千年的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个虎首类人面彩陶葫芦瓶上，发现了“左眼睁”〔表示太阳〕、“右眼闭”〔表示月亮〕的人面图像；而在在伊拉克北部距今约七千年的萨马腊文化遗址，出土的人面瓮上，也发现了“左眼睁”〔表示太阳〕、“右眼闭”〔表示月亮〕的人面图像。这种相似并不奇怪，因为地处西北的古羌戎与西亚之间曾有广泛的文化交流。

还有彝族古老的“变体彝文宗教示意书”中反映支格阿龙形象的彝族古代民间艺术、甘肃青海地区青铜时代的辛店文化彩陶、新疆阿勒泰山洞岩画、伊朗西南部彩陶〔距今约六千至七千年〕和伊拉克萨马腊〔距今约七千年〕彩陶上的人物造型，其画法和艺术风格都完全一致。这可能表明了中西文化交流在远古时期所达到的深远程度。彝族文化与甘青陕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等远古文化息息相通绝非偶然，本来彝族就是西羌先人南迁的后裔。古羌人居西北湟渭之间，曾经几度迁移，既有东向发展的，也有南向川、滇、藏的，而经四川入滇者尤多，往西还有达到新疆帕米尔高原的。〔王新中与刘精忠《上古中国与西亚文化交流》〕

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认为，青铜柳叶剑和青铜管銎斧最早产生于西亚杰姆迭特·那色文化〔公元前3100—前2900年〕，后经伊朗高原传播到中亚、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这两种兵器的传播是在印欧语民族大迁徙的背景下进行的，后来被广布于欧亚大陆的印欧语系的游牧人普遍使用，所以，与印欧语人有关的青铜文化中基本上都有这两种兵器出土，其向我国的传播大致是由伊朗洛雷斯坦青铜文化到中亚的马尔基安纳文化、再到南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最后，通过我国北方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中介作用约在周代传入中原地区。古代的吐火罗人很可能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四坝文化衰落后，一度东进到鄂尔多斯草原，但公元前十三世纪鄂尔多斯文化的兴起，遏制了吐火罗人的向东迁徙并使其向南发展。四川成都十二桥遗址和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晚商柳叶剑和模仿柳叶剑的玉剑大概与古吐火罗人的向南迁徙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尤其是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仿柳叶剑玉剑的发展，说明古代巴蜀在通过南亚与西亚有间接交往的同时，与西域并通过西域与更远的西部地区有间接交往。

胡博的《齐家和二里头:关于远距离文化的接触问题》一文，考察了内蒙古和甘青地区早期金属时代文化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并依据西伯利亚几处遗址以及巴克特里亚马尔吉安纳文化群的最新碳14校正年代，认为中国早在青铜时代滥觞期，即已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还列举了许多实例，其中有伊朗出土的红铜爵和觚形器。这两件红铜器出自伊朗南部克尔曼省克尔曼东北的沙赫达德。该地位于卢特沙漠外缘，其文化性质与阿富汗到土库曼斯坦间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基安纳文化群有密切关系，一个特点是有相当多的锤制金属容器，其中小型的有流容器和圆筒形饮器特别流行。前者有些像中国的爵，后者像中国的觚。伊朗沙赫达德的爵形器，其形制也与中国的爵有相似之处，有流和尾，深腹平底。

历史语言学研究者发现，丝绸之路上流行的十七种古代东方语言或方言中的“剑”字，无一例外都源于古印欧语，这是印欧人在向周围迁徙过程中与不同地区居民发生交往在语言上的表现，也可说是柳叶剑传播的语言学地图，汉语对“剑”的称呼很可能来自吐火罗语月氏方言，匈奴人对剑的别称“铤”亦然。

青铜器的道路还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小麦从西亚引入中原。其时间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300年之间。

关于小麦种植在黄河流域的起源，中国学者早已注意到古代文字和习俗中有个现象：虽然早在周代小麦就被列入“五谷”之中，成为北中国广泛栽培的重要作物，但人们并不以麦为贵，宗庙祭祀必用黍稷，富国安民则言贵粟。［黍就是黄米，粟就是小米，稷则是谷类的统称。也有把粟视为谷类的统称。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各地谷物的品种和称谓也相当混乱，例如高粱也可以称为“蜀黍”。但总的说，这些谷类的主要栽培地为中国、日本、东印度群岛，考其原产地在中国大陆。］古文献中的这一现象，表明原产于中国的粟，在古人生活中的地位至高无上，黍、稷之类皆属粟。重粟不重麦这一古俗表明，小麦不是华夏先民自古耕食之谷，而更可能是后来从域外传入的作物。

据考证，甲骨文中已有表示“麦”的字，这就是“来”字，“麦”字则是后起的。《诗经》中提到栽培麦时亦用“麦”而不用“来”，只有在纪念祖先引种麦类的《周颂》中，仍然沿袭“来”这一名称，如《周颂·思文》中有“贻我来牟，帝命率育”的诗句，故《说文》释“来”为“周所受瑞麦，来牟。天所来也”。因此，来、麦两字从词源上说明，使华夏颇感神秘的小麦是外来的、引进的。《山海经》中提及粮食作物时有黍稻而不见有麦，并说炎帝和黄帝之后裔皆“食黍”或“食谷”，这也说明早期的华夏先民不知有麦，或还未引种小麦。同时也间接证明，《山海经》的内容当形成于小麦引进中原之前。不少学者通过对利、啬穑、每美等字的考证，得出中国栽培小麦的历史不早于公元前4000年、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的结论。按照上述情况推测下来，这也是《山海经》形成的时代。小麦从公元前3000年引入中原，到唐代中期以后才取代粟，成为黄河流域居民的主食，其中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漫长岁月。

三、邦国·王国·帝国

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指出，在文献上，夏朝是第一个王朝国家；《礼记·礼运》所说的大同与小康时代的分界也是以夏代为界。依据龙山时代的城址所体现出的社会组织协调与支配机制，龙山时代的墓葬所反映的贫富差别与社会分层，龙山时代的陶文所反映出的文明因素等等，有人提出龙山时代已进入早期国家与文明社会。

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的进一步发掘，使得在二里头文化之前，一些地方已出现文明、已存在早期国家的政治实体的观点，得到了很大的证明。如在陶寺遗址中，发现有规模庞大的大城和小城，城内有大型的宫殿宗庙之类的夯土建筑群，陶寺墓地发现有大量的贫富悬殊的墓葬，还发现有朱书陶文、小件铜器、龙盘、鼍鼓、特磬、玉钺以及天文或礼仪性建筑基址等。这一切都足以说明陶寺已进入早期国家和文明。结合古史传说，陶寺遗址所呈现出的初始国家，实为陶唐氏帝尧所建。新密古城寨也是在城内发现有大规模的带有廊庑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也属于初始国家规格的宫殿宗庙类的建筑物。

最早的初始国家是邦国，诸如龙山时代陶寺、古城寨之类的政治实体就是邦国。这时的文明就是邦国文明而非王国文明。这样，我们就不必在诸如良渚文化大墓或龙山时代其他遗址其他文化的大墓中寻找当时尚不存在的所谓“王墓”，也就打破了那种认为在国家起源中只要是国家就一定是王国的误解，这也就回答了最早的国家究竟是什么形态的国家的问题。

此外，在夏王朝之前，黄河和长江流域最初出现的邦国是一批而非一个，呈现出邦国林立的格局。但当时也不是多数部落或中心聚落都转向了邦国，转变为初始国家的应该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文献上所谓“万邦”应该是只有较少的一部分属于初始国家即邦国，而大部分则属于中心聚落形态或者正在由中心聚落形态走向邦国形态。实际的情形应该是众多的族落与部分的小国错综杂处，形成一种多层次、多形态的秩序。在文献上，帝尧所代表的陶唐氏，鲧、禹所代表的夏后氏，帝舜所代表的有虞氏，以及太皞、少皞、苗蛮族中的某些族落转变成了初始国家。而其他的，有的还属于一般的农耕聚落，有的属于中心聚落，也有的处于从中心聚落形态正走向初始国家的途中，等等。

邦国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王国形态。一般来说邦国可以没有王权或仅有萌芽状态的王权，邦国与王国的区别即在于有无王权的存在，或者说王国使邦国中原来处于雏形或萌芽状态的王权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王权是邦国中强制性的权力经过一个发展过程后，进一步集中的体现，只有王权的出现才使得权力系统真正呈金字塔式结构。在王国中，君王位于权力的顶点，王与臣下的差别是结构性的、制度化的。根据夏、商、周诸王朝的情况看，这种王权还是在家族或宗族的范围内世袭的。由于王权的世袭性、结构性和制度化，才形成了王朝或王权的“正统”意识和“正统”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正统观又是与中原地区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联系在一起的。

在中国最早出现的王国是夏王国，而且只出现在中原地区。中原所以能最早进入王国形态，其机制主要是由其地理条件决定的。中原为四方会聚之地，也是诸族邦国冲撞最激烈之地，这一方面使中原地区容易吸收四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因素，对于中原地区经济、技术、文化、宗教的快速成长和提升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使中原成为战争和冲突最显著的地区。战争使得邦国中处于萌发状态的王权获得了发展，促进了由邦国走向王国的进程，这就是作为第一个王国亦即原生形态的王国诞生时的环境与机制。

夏王国诞生之后，天下就出现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其政治实体也是多个层次并存，既有位于中原的王国，也有各地的邦国，还有尚未发展为邦国的史前不平等的“复杂社会”即“分层社会”乃至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由于王国与邦国相比，在政治实体发展的程度上位于更高的层次，而且有些邦国与王国还有从属、半从属或同盟的关系，有些邦国对王国处于时服时叛的状态，但中原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已经形成。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王国位于最高的顶点。所以，此时再用邦国或族邦、城邦、城市国家等来代表这一阶段的国家形态，就不如用王国更为合适。

王权王国之后是帝制帝国，这已不属于这里所要讨论的范围了。用邦国与王国来区分夏王朝与夏之前的国家形态，也就回答了《礼记·礼运》的大同世界与小康家天下的形态划分。家天下是与多元一体的王朝体系一致的，而大同世界则与当时尚未出现王权、也没有统一的一元政治体系相吻合。只是《礼运》中“天下为公”的大同，把那时的社会说成是黄金世界，其想象的成分太多，这些都是不足为据的。

至于唐人柳宗元〔773—819年〕在其《封建论》中所说的“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大意为“以天下为公，却是从秦朝开始的 ”〕，由于是他在谪居永州、身处逆境期间撰写的，痛定思痛，具有篡改历史来为唐代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的嫌疑，其学术公正性值得怀疑，其客观性不足为凭。从柳宗元到现在，又过了一千两百年，结合元明清以来的实况，可以看得很清楚：秦始皇开始的，不是公天下，而是不折不扣的家天下，是日趋黑暗的“一元化领导”，比“非刘氏不得称王”还要过分专制。秦始皇的家天下，开创了两千年帝国时代、长城时代的恶例，其余毒一直绵延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形成了僭主政治。

王震中援引侯外庐1943年出版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所提出的“城市国家”，作为研究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路径，其实也并不准确，因为侯外庐“城市国家”是以西方城市为蓝本的，那样的“城市国家”在中国其实并不存在。这哪里是什么“科学精神”？明明是政治意识形态。

早有学者指出过，所谓“城市国家”，中国与古希腊不同，不像希腊那样以单一城市为一自我完备的生活体，而是有点像西亚两河流域，城市在结合许多带有农耕地和牧场的村落后，才构成一个生活体。殷周时期的国，中心有城市，例如安阳、郑州商城即是，较小的则有盘龙城。城市周围称为鄙，意即郊外，大体上分成东西南北四方。鄙又有几个邑。当时“邑”这个用语，城市、乡村都共通使用，指居住区域，因而鄙中之邑或许应称为村落，那是一种在居住区域周围展开耕地的形式。大国除了中央的都市之外，在地方性的中心还有大邑，以大邑为中心再有鄙，构成几个层次。因而，这里的城市国家已把某种程度广范围的领域置于其支配之下，可见，“城市国家”与“领土国家”的差别，并非在于领域的有无，而在于对领域内的农民是如何进行支配统治，即国家对于农民的支配方式、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

所谓“邑制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且不说“邑制”之“邑”，既可以指王都，也可以指王都之下的地方性中心聚落，还可以指一般村落，也用于指方国、诸侯之都邑，总之，在商周时期特别是商代，它是一个很宽泛的用语，更主要的是因“邑制国家”与“领土国家”或“地域国家”的差别，也不在于领域的有无，因而采用“由邑制国家走向领土国家或地域国家”这一模式，依然难以说明问题。

王震中进而认为，夏王朝的建立，也就在天下建立了一种新的秩序，这就是《礼记·礼运》所说的“家天下”，它一方面要求王权在王族中世袭，同时也把夏王国与诸邦国之间的不平等纳入了礼制的范畴，夏王国为了维持自己政治中心的地位，也为了维护天下的安宁和秩序，并不希望各地的方国即邦国的实力和其政治权力结构获得太大的发展。这种对以夏王朝为中心的“家天下”新秩序的维持，就客观上是对诸方国迈向王国步伐的抑制。然而，抑制只能减缓发展的速度，并不能完全阻止诸方国由邦国走向王国。在夏代后期，作为方国的商，不但逐渐走向了王国，而且在成汤时还推翻了夏，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中央王国。在商朝晚期，周的情况也是这样。〔《从邦国到王国再到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

以王权为特征的王国，在政治体制上属于君主制政体。这种君主制政体的权力结构虽然以王权为顶点有相对集中的一面，然而，在早期历史的条件的限制下，早期的王权是不能和后来的专制君主拥有绝对和无限的权力相比拟的。

首先，早期王权是通过神权来表现的，在商代，商王是通过卜问祖先神和上帝、自然神来行事的。这就是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的“祀”。所以，无论是殷墟遗迹中的人殉与人牲，还是甲骨文中的人牲，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专制君主的残暴，而是一种宗教行为，是其所谓宗教祭祀的需要。

其次，早期王权受习惯法和传统礼制的约束，也就是说，君王必须遵循祖先留传下来的传统习惯和逐渐形成的礼制进行统治和支配民众。如若违反礼俗制度而自行其事，独断专行，便被视为不合法度，是暴君所为。

第三，早期王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他力量的制约。如商代初年“伊尹放太甲”于桐宫，而在殷墟甲骨文中对伊尹有很高的祭祀，即说明了伊尹的地位。伊尹原为有莘氏之媵臣，因商汤与有莘氏联姻，伊尹得以入商为相，协助成汤处理军政大事。所以“伊尹放太甲”足以说明商初“母党”和辅政大臣力量之强大。从盘庚迁殷的《盘庚篇》中也可以看到贵族对君王的牵制力量。《盘庚下》的讲话对象是“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盘庚上》的对象是“在位”者，与《盘庚下》的对象同属贵族之列。这两篇的要旨都是劝贵族们不要助长以至煽动众民对于迁殷的不满情绪。在《盘庚上》的最后，盘庚要求贵族们做好各自的一方之长，努力工作，听他一人的命令。他重申赏善罚恶，要求贵族们认真办事，恪守职责，说话适当，否则就要受罚，后悔莫及。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君权即王权是在贵族之上的。但《盘庚篇》中也说到“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就是说，商王一向有与“旧人”即旧臣、世袭贵族共政的传统。在殷墟卜辞中，既有商的先王与旧臣“合祀”的情形，也有单独祭祀旧臣的情况。这是因为能够作祟为灾于商王的，不仅有商的先公先王，还有与先公先王一起共政的旧臣。这些旧臣是有力量的。

总之，既不能把早期王权下的君主制政体理解为后世的专制主义，也不必把对王权的某些制约因素的存在，生硬地解释成国家的民主政体。王权王国之后是帝制帝国，中国古代帝国阶段始于战国之后的秦王朝。帝国时期的政体实行的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这种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成因，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进行探讨，笔者以为至少战国时期郡县制的推行和以授田制为特色的土地国有制的实行，以及先秦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左传》昭公七年〕的政治理念的作用，都是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得以形成的基础和条件。

陈昭容《从青铜器铭文看两周汉淮地区诸国婚姻关系》，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从婚姻研究两周的国际关系。它根据青铜器铭文、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说明汉淮地区各国，夹在中原大国和南方荆楚势力之间，透过婚姻关系争取生存空间的悲惨事实。

经过有效的分析与统计，发现西周时期汉淮地区各国和周王室的婚姻，主要是与王室经营王都雒邑以南的广大土地有关。春秋早期和中期，汉淮地区各国多与黄河流域国家缔结婚姻，从汉淮地区往黄河流域各国出嫁的新娘数量，是娶入的六倍，嫁娶之间数量悬殊，几乎可以视为新娘单向往北输出，双方缺乏对等基础。这是汉淮地区各国受到楚国向北扩张的压力，往更北寻求盟国的结果。汉淮地区各国与南方楚国、吴国的婚姻关系，则比较集中在春秋中期和晚期，这与吴国、楚国的势力兴起壮大，汉淮各国迫于无奈有关。至于汉淮地区国家互相嫁娶，是以婚姻作为巩固双方关系的工具，这是小国联结互利的一种生存方式。

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第二十章里写的一段话，比较清晰地概括了西周文明（公元前1027—前506年的中国文明）的变迁：

周朝的统治延续了将近1000年。在前250年中，中华大地可能比此前的商代稳定得多，显然也比此后直至公元前221年的五个世纪稳定得多，那一年，秦始皇实现了中国政治的真正统一。周朝统治的前250年中，有大约70到90个诸侯国。周朝对诸侯国的控制是松散的，但又是有效的。诸侯中有大约三分之二是周族的同族男系亲属，而且周族的所有分支都感到有必要团结在一起，以维持他们对于被征服的商族和其他非周族部族的支配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效忠周天子的动机逐渐减弱了，而且在周王朝公元前771年的灾难之后，各诸侯便很快摆脱了控制。

由于再分封的进行，此时诸侯的数目增加到了大约300个。周天子权力和威望的丧失，使他们名为诸侯，实际上却像君王一样行事，甚至相互争战。公元前八世纪末之前，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就已开始，一直延续了500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期战乱频繁，而此前和此后却是相对和平的时期。而且，这五个世纪中，前一段时间与后一段时间又有着显著的不同。

公元前506年以前的两个世纪里，战争连绵不断，由于战胜国兼并被征服的诸侯国，中华大地上诸侯国的数目从大约300个减少到了不足20个，其中包括洛阳附近仍由周天子直接统辖的残留领地。此时的周天子，已只是形式上的天下共主。然而，除去人口稀少，在诸侯争战的头两个世纪里，生活仍然是安定的。在这一阶段，武士们是使用战车进行战斗的贵族。他们的职业使他们面临着机遇和变化，然而，使战争得以进行的武士制度又使得他们难以利用这些机会和变化。农民是贵族之外唯一的社会等级，他们尚未被征募去服兵役；而且，他们并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那个生活并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只是被牢牢地固着于自己的份地上，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武士领主而耕种。直到此时，中国的社会结构都还建立于传统的身份制之上。唯一的竞争也还只是贵族之间的军事争斗。还没有任何经济竞争，尤其是土地还没有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

公元前五世纪到前四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开始发生变化，不仅贵族的生活，而且全体人民的生活都变得没有保障了。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目睹了这一变迁的开端，他的哲学，以及他向弟子们传授的教义，成为最早的由中国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思想反映。

商代中国与孔子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疆域的变化。在商代，中国的领域局限于北方的黄河下游平原以及黄河西岸渭河流域的关中地区。渭河是黄河的支流。到了公元前500年，中国的领土向南方和北方都有了拓展。在南面，它已包括了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以及长江下游的低洼地区。这块南部新添领土上的土著居民不是中国社会的原有成员，但他们在种族上与中国人有相同的血缘关系，他们的母语与汉语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一直采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日益卷入了中国的强权政治。同时发生的中国领土向北方和西北方的扩展，使得中国人与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在这里，中国人遇到了不可同化的异族。这些游牧民族不仅不讲汉语，而且有着与中国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到了中国的农民与欧亚大陆的游牧者相互发生冲撞的时期，两个社会之间互不相容的生活方式早已变得凝固化了。

四、帝国与西伯利亚

秦汉帝国以来，西伯利亚就成为中国的有机部分，虽然并非政治上的直属，但摧毁中国的几次运动，都是从那里发源的：五胡乱华、蒙古入侵、苏联颠覆。

德国《明镜周刊》2004年第九期有篇文章，认为西伯利亚可能是中国人繁衍与开发的新天地。

哥萨克骑手号称“白种蒙古人”，凶残暴虐。他们开辟的殖民地西伯利亚，其面积几乎是中国和印度的总和。中印两国居民共达二十一亿五千万。而在西伯利亚连两千七百万都不到。这一片被鞑靼人称为“沉睡之国“的土地，每平方公里仅有两人。别的地方处处短缺的东西，生活空间、水和燃料，这里完全过剩。 乌拉尔和太平洋之间，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和十分之一石油世界储量。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淡水和十分之一的森林、黄金、钻石、镍、铂和铀资源埋藏在这里。 十八世纪的俄国人罗蒙诺索夫说“西伯利亚将令俄罗斯致富”，现任俄罗斯总统特遣西伯利亚总督则说：“西伯利亚健康，俄罗斯就健康“。可惜，西伯利亚不健康。乌拉尔以东地区从1989年以来又失去了两百三十万人口。生育率下降，生活期望值下降，随着苏联国家经济的崩溃，一个大规模的人口外流开始了。有的地方根据地方政府的决议，全体居民彻底迁移。

这是历史的报复。

沙皇占领西伯利亚还不满足，怀抱进一步扩大疆域的计划，南向印度，东向朝鲜。斯大林这个缺乏人性的机器人〔斯大林意为“钢铁的人”故极尽凶残暴虐指能事〕，曾经强制推行大规模移民计划，“共青城”就是知青开发远东的结果。孰料百年之后出现逆转。俄罗斯能否继续霸占西伯利亚，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问题。按照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估算，到2016年俄国人口将减少到只有一亿两千六百万，即再减一千八百万。乌拉尔以东的西伯利亚冰雪地区的人口减少将更加严重。

贝加尔湖的门户伊尔库茨克，距离莫斯科五千多公里，也是与远东贸易的门户。伊尔库茨克以前号称“图书馆和剧院的城市”，拥有八万大学生，古代俄国风格的建筑闻名于世。一位中国人名叫孙立，为了当地人称呼方便，改名叫伏洛加。他在哈尔滨读完了俄语专业，来到这里。他说，你简直找不到一个想做工，而不长期酗酒的人。中国人带着他们的勤劳和金钱越过黑龙江走来。一家集体林场的三百人过来采伐白桦树，然后锯开，用他们的机器每天生产成百万双一次性使用的筷子，运回中国。后来不断有中国人过河来到俄国的犹太人自治区比罗比疆进行筷子生产。这个地区原有二十一万八千人，现在又迁出约三万人。其中约有百分之二是犹太人，但是犹太教堂被焚毁，犹太学校也关闭了。

“吉普赛男爵”是当地最大的贩毒贩。艾滋病传染，从中学生到大学生，从妓女到八十岁的老太婆，1999年从零增加到每十万人有四百四十三人，2004年增加为每十万人一千人，为全俄国最高记录。两三年内，这里将出现艾滋病大规模阶段，可是没有人对此有所准备。

汪嘉波《二十年后，俄罗斯还剩多少人？》认为，战争、债务、天灾、政府信用、生态恶化、毒品泛滥……这些都会使一个国家面临危机。但是，俄罗斯目前所面临的这场危机却与众不同，俄罗斯面临的是“人”的危机。由于人口负增长，目前俄罗斯人口自然减少的速度，相当于三五天打一场“第二次车臣战争”。

人口过剩是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一个紧要问题；负增长导致的人口短缺则是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很难说现在的俄罗斯是一个发达国家。然而，俄罗斯的人口却长期保持了较高水平的负增长。俄罗斯人当然清楚人口减少对其社会发展可能造成的伤害，但却未必能够预见它在今后二十年间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巨大而又难以逆转的民族灾难。

俄罗斯的人口数量自1960年代开始，四十多年来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俄罗斯并不是人口下降的惟一国家，但在人口下降的规模和速度上，却没有任何一国能望其项背。美国移民局资料显示，1992年到2003年间，全球人口下滑的国家有数十个，其中绝大多数国家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向外移民，俄罗斯恰恰相反──近三年中，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返回的人数年均为二百万。但即便如此，这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在过去十年间的人口损失平均每年仍达到数十万。美国移民局预测，即使最保守估算，从2000年到2025年，俄罗斯的人口也将减少一千万。联合国人口署较为适中的估算则为两千一百万。

如果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那么到2025年，俄罗斯全国十五至二十四岁年龄段的人口数将不会超过六百万。这意味着那时作为军事强国的俄罗斯将不复存在。俄罗斯还未认识到本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没有看清这就是历史上各大帝国的末日问题：人口普遍下降破坏全体国民的生存能力、瓦解整个国家的精神状态，严重限制经济能力和军事潜力，不可避免削弱国际活动力。

让出生率大幅上升，对俄罗斯而言具有相当的难度。多数青年对建立家庭兴趣不大，不急于结婚，已经建立家庭的则忙于离婚。自1970年代以来，俄罗斯平均每个育龄妇女只生一·一个孩子，而要保持人口数量的稳定，需要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二·四孩子。 显然，五百年的殖民经历严重消耗了俄国人的精力，使得整个民族腐化堕落、醉生梦死。俄罗斯的出生率低于欧洲平均水平，与奥地利、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相差无几。但其死亡率却高于欧洲国家。按欧盟统计，目前有十八个欧洲国家出现人口负增长，但除俄罗斯外都能保持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平衡，俄罗斯的情况则可谓极度严重，死亡率和出生率大约是一·七比一。这一比例在俄罗斯卫生部近年的统计表册中，峰值曾高达七比一。

酗酒、过多的烟民、不合理的饮食结构、缺少运动以及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都是俄罗斯死亡率高的因素。无论是在沙俄时代，还是苏联时代，俄罗斯人都是全民酗酒。每年有近三万人死于与酒精直接相关的事件。每年冬季因醉酒而冻死街头的人就有上万。俄国男性的平均寿命低于亚非拉不发达国家。

人口负增长导致人口老龄化，青少年在人口中数量和比重的逐渐减少，这不仅威胁俄国军事能力，也会影响俄国科技创新能力。未来的俄国，每个工作者都将负担一个退休者和一个未成年人。克格勃〔苏联特务机关〕出身的普京总统意识到，当今世界的国家贫富更多不是依赖自然资源，而是取决于国民的健康。所以他带头烟酒不沾、每日健身，但无济于事。

由于几百年来横行霸道、扩张无度，俄罗斯地广人稀，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九人，而且人口的地区分布严重失衡，欧洲本土部分相对稠密，亚洲殖民地部分平均每平方公里仅有三人，西伯利亚地区经过俄国哥萨克几百年的种族灭绝，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一人。这样的人口形势原本就不容乐观，如果每年再减少上百万的规模，俄罗斯人口问题的严峻程度便可想而知。面对出生率难升、死亡率难降的困境，解决人口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鼓励移民。

老牌殖民帝国的继承人“俄罗斯联邦”却不愿意成为美国、加拿大、澳洲那样的移民国家，拒绝以移民的方法化解人口危机。原因是侵略成性的俄罗斯人不能容忍外来移民。西伯利亚离开中国太近了。西伯利亚缺的是人，中国多的是人。西伯利亚有的是空间和原料，缺的就是劳动力；中国则刚好相反。黑龙江沿岸，俄国人不足五百万，隔江相望的是中国东三省的一亿人。所以俄国格外警惕从中国掠夺的大量领土有朝一日重回中国之手。

中国人来到这里的狗皮厂里做工，生产床垫，卖到中国赚钱。给予中国人的长期居留仅是例外情况，一个可以预见的“黄祸“是不存在的。但是中国人好睹。俄国人说：“中国人比我们干活多，喝酒少，到头来，我们的卡西诺又把他们的钱赢回来。”十九世纪，中国人帮助俄国人建设了西伯利亚铁道和海参威。十月革命前俄国首相斯托雷平谈到远东时说过，“当我们警觉起来的时候，恐怕远东已仅仅在名义上是俄罗斯的土地了。”那时七成以上的资本都在中国人手上。斯托雷平制止了中国移民，开始从俄罗斯中央地区移民远东。但从2010年起，俄国职业人口每年递减百分之一，到2016年大约需要七百万移民入境，到2050年需要三千到四千万移民入境。普京谈到远东问题时说，几十年后的远东百姓说的将是日语、华语和朝语了。

西伯利亚是中国移民比较理想的方向：

1、外兴安岭本是中国领土，移民在心理上理直气壮，就像墨西哥人进入美国一样。

2、两国的距离近，仅仅一水之隔〔黑龙江或乌苏里江〕，能适应就留下，不适应就回来。西伯利亚正需要劳动力，需要与原住民同种的华人。

3、俄罗斯人繁衍和开发的能力，无法跟华人的能力匹敌，竞争的结果，可能是西伯利亚的命运重新回到亚洲人手里。那时。西伯利亚可能与蒙古、东北、华北连成一片。

谁控制西伯利亚，谁就控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

五、统治权分离的制度

19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伯利〔Adolf A. Berle，Jr.1895－1971年〕和米恩斯〔Gardiner C. Means，1896－1988年〕合著出版了《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1932〕，提出“委托代理理论”，首倡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理论之后，所有者和经营者分开已经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伯利和米恩斯正是看到了企业所有者兼具经营者的极大弊端，才提出了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度的卓见，才有了以后的职业经理人阶层。

其实，伯利和米恩斯的“委托代理理论”并非空前创举，因为古代中国的宰相制度、统、治权分离的理论和实践，早就在政治领域贯彻了现代美国人的经济思想。

统治权分离的制度就是“统权与治权的分离”。不仅帝国时代的宰相制度，而且王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实行的都是“委托代理理论”。例如西周的“封建”，就与现代人批判的“封建”不同，而接近现代人理解的“自治”。当时天子分封宗族成员或功勋大臣后，与其建立的诸侯国之间就不再存在现代人理解的隶属关系。天子管辖王畿地区，诸侯国对天子没有交税的义务，中央政权的财政开支靠王畿地区提供，诸侯国只是上贡，交一些土特产品；再就是军事义务，遇有战争，天子可以借用诸侯国的军队。这与秦汉以后中国朝廷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朝贡关系”，十分相像。显然，这比“高度自治”还要过分，接近“民族自决”。但就一个政治实体内部的关系而论，可以说是“统权与治权的分离”。

统治权分离的制度还体现在王权与相权的分离上，秦汉以后演变为皇帝与宰相的统治权分离。据《周礼》记载，西周已有“大宰”，不仅朝廷有“宰”，权贵家里也有“宰”，孔子的弟子就有当过“家宰”的。“宰”有“管理”、“统辖”、“裁制”之意。不仅有“宰”，还有“相”。

相，顾名思义，辅佐、主事之臣；宰，就是主管。从古至今，相这个职位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由于他上受命于天子，下可以治理家邦，在朝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历史上，不乏奸相误国、窃国的先例，但也常有“主昏于上而政清于下”的时期。相位的人选确定，某种意义上说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发展。历朝历代，凡是居于这个特殊位置的朝廷学员，都统称为宰相或是丞相，或简称为相，是国家首辅。

西周的“相”是各诸侯国之间负责司礼的官员。到春秋时期，周王衰微，诸侯国之间的会盟和战争频繁发生，“相”的作用日益重要，并与“宰”合为一体，由执行相礼转而为总理国政，逐渐形成“宰相”称呼和宰相制度。春秋开始的变法运动，世卿世禄的贵族体系被官僚体制冲破，形成官僚体制为主、世卿世禄为辅的新制。血缘关系被地缘关系所打破，乡里制度、郡县制度开始建立，形成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并重的体制。中央集权、政事繁多，国君不得不依靠宰相为首的朝官集团，招贤纳士，选贤用能，贤相名宰应运而生。

春秋时期的管仲被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宰相。到了战国时期，宰相的职位在各个诸侯国都建立了起来。唯一例外是楚国成为“令尹”。秦朝时，宰相的正式官名为丞相。有时分设左右，以右为上，称为“右丞相”，“左丞相”，宦官担任宰相职务的称为“中丞相”。 到秦王统一天下，宰相制度便水到渠成，号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首，成为后世沿袭的定制。

秦汉以后的皇帝类似国家元首，宰相类似行政首脑。在现代宪政国家里，国家元首与行政首脑的权限和职责受到宪法规定的约束。而汉代名相陈平则认为宰相的工作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但宰相直接管理百官，容易架空君权甚至谋权篡位。

西汉初期到汉武帝百余年间，相权虽然很大，但宰相被杀的也达三十多人。汉武帝起用了一批儒生当丞相，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而政务中心则转到了内廷。宰相的职权逐渐转移到了尚书台长官的手中。且在武帝之后加强了皇权、抑制了相权，相权就让位给了外戚与宦官的斗争，西汉政治变得黑暗。可见宰相制度的萌芽和创立虽然很长，但它的鼎盛时期却不过百年。汉哀帝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由司徒、司空、太尉共同执政。在宰相制度走向鼎盛的汉朝，宰相已从一相发展到三公。其演变的特点是：

1、宰相人数多变。从西汉前期一人，到西汉后期和东汉时三公皆为宰相。

2、办事机构庞大。汉朝设丞相府〔相国府〕，三公并相时期，宰相办公处称为“三府”：丞相府、大司马府、大司空府。最后改定为太尉府、司徒府和司空府。西汉丞相府属员多达三百多人。

3、职责权限大。西汉时期宰相的职责无所不统、无所不包，几乎参与所有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还掌握选用官吏、总领百官朝议和奏事、执行诛罚、主管郡国上计与考课、封驳与谏诤等权，还有一定的立法、司法和军事权。在两汉时期，宰相涉权之广、职权之重，是后代宰相无法比拟的。

4、出身杂。由于两汉选官途径广泛，宰相出身也杂，从布衣到宗室，各种出身都有。

5、相权开始受到皇权的制约，其主要措施就是提高尚书台地位。

两汉时期，由于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迅速暴露，宰相制度很快便进入调整期。调整的核心是，皇权不断集中，相权不断分割。但不同的君王有不同的特点和喜好，控制相权也就有不同的办法，因而宰相权力时而强化时而弱化。

汉献帝时，复置丞相，由曹操担任。曹魏时，凡任录尚书事、尚书令及尚书仆射者，便成为宰相，执掌政柄，但这时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在名义上仍不失为宰相之号。至两晋时期，中书监、令便取代了宰相的职位。魏晋南北朝时，丞相或相国多为权臣自命，成为了一种篡位夺权的手段。南北朝制度多变，皇帝所与议论政事或委以机密者，即是宰相，官名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仆射或将军。其位最尊、权最大者则为录尚书事。

魏晋至宋为宰相制度的调整期。宋齐梁陈并相沿袭。这时所谓宰相，除录尚书事、尚书令、仆射及中书监、令外，还有侍中。北魏、北齐时，因魏晋以来的门下省逐渐发展起来，侍中权柄尤重。

后周改制，以大冢宰为宰相，不久又置左右丞相。隋朝废三公，三省长官为相，称为“真宰相”。唐朝前期确立三省制，中后期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制。唐朝是宰相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宰相机构之变化与宰相名称之多变均较复杂。

三省制度是在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逐渐形成的，到唐朝才真正得以确立。隋朝定三省制，三省长官内史省的内史令、门下省的纳言、尚书省的尚书令都是宰相。唐改内史省为中书省，内史令为中书令，纳言为侍中。唐高宗后，只有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才是宰相。在唐代的中枢机构中，真正握有实权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是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长官称尚书令，左、右仆射为之副。中书省是秉承皇帝意旨掌管国家机要大事、发布政令的机构，其长官称中书令。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其长官称侍中。凡朝廷有军国大事，则中书出令〔决策〕，门下封驳〔审议〕，尚书受而行之〔执行〕。所以人们也简称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审议机构。又因尚书省下设有六部，故习称“三省六部制”。

唐初右仆射加“知政事”身份，参加政事堂会议，也是宰相。中书令迁右仆射，不加“知政事”亦为宰相。李世民继位后，尚书省的左、右仆射与侍中、中书令均成为宰相。从贞观元年起，以他官预宰相事便经常出现。一是以资格较浅的官员加“参议朝政”、“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专典机密”、“参议得失”等名号而预宰相事；二是给一些资格较老的元勋功臣加“平章事”或“同三品”名号，使其可以继续预闻宰相事务。宋朝正副宰相同设，多相并行，编制也不固定，目的是分散相权。

从汉至唐，皇帝待宰相之礼，逐渐降级，表明统、治权分离的传统，逐渐遭到破坏。至宋太祖废“坐论”之礼，使宰相地位大降。元丰改制，设宰相二人，首相称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次相称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另设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为副相。政和时，改左仆射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右仆射为少宰兼中书侍郎。建炎间，再改宰相官名为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相为参知政事。干道间又改为左、右丞相。

元至清末为宰相制度的衰落期。因为宰相制度无论怎样调整，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所以从蛮族入主的元朝开始，宰相制度便进入衰亡期。金朝罢中书、门下两省，实行一省制，以尚书省总揽政务。元朝开始是一省多相制，后改为两省多相制，又以中书省取代尚书省。元朝以中书省为政务中枢，主官中书令常由皇太子兼领，下为左右丞相，再下为平章政事，副职为左右丞及参知政事。

明朝从废丞相到实行内阁制，是第二期中国文明对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中央官制所进行的最重要的变革。明初亦设中书省、左右丞相，如洪武元年设左、右丞相，丞相之下还设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职，为其属员。但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挠政为名，杀中书省丞相胡惟庸，废丞相，使六部直隶于皇帝。废除宰相制后，相权被分于六部，国柄则集于皇帝一身。宰相制度遂废。后皇帝以不胜庶政之繁，设内阁大学士协理文书。后阁职权渐重，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称辅臣，居首者为首辅。 洪武十三年，明成祖时，在洪武年间设立殿阁的基础上正式设立内阁。阁臣权力虽比宰相权力小得多，但人们还是习惯把阁臣看成宰相。

清沿明制，雍正时设军机处，内阁成为闲曹，军机大臣成为事实上的宰相。明、清习惯上都称授大学士为拜相，但无正式宰相名份。清朝从三院长官到内阁大学士，再到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内阁政务大臣，宰相权力日趋淡化，皇帝集权则达到极点。而随着清朝的灭亡，图有其名的宰相制也和日趋专断的皇帝制一起走到历史尽头，成为不幸的陪葬。但总体来说，宰相是个制度，丞相是个实质的官名，宰相制度起于春秋时期，完结于明代，明代废除宰相制度以后形成了“内阁”〔文渊阁处在宫内，故名内阁〕制度，清承明制，无名义上的宰相制度。

李俊《中国宰相制度》一书指出，中国相权发展的总的趋势，日益失重：“中国宰相制度，代不相同，然相因而变，有其趋势，亦有其法则。趋势维何？时代愈前，相权愈重；时代愈后，相权愈轻。法则维何？君主近臣，代起执政，品位既高，退居闲曹是也。”

其实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例如，南北朝时期虽然位于秦汉魏晋之后，却是中国史上君权最低落的一个时代。而东晋作为南北朝与秦汉魏晋之间的衔接部分，已经显示了这一“轻君”的特点。南北朝时代最有势力的是世族高门，他们把持着政治上的权位。北朝的君权要与胡人贵族、汉人士族妥协；南朝的君权更为衰弱，所谓“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甚至到了唐朝也依然如此，高门世族的声势有时竟然凌驾于皇族之上。例如贞观初年唐太宗诏令高士廉定氏族志，而博陵崔氏仍居第一。李唐的社会政治基础，如陈寅恪所说是在“关陇胡汉集团”，仍然不得不对山东旧族如崔氏加以尊敬。这突出说明，即使在秦汉大一统之后，君权仍然不是直线扩张的。

1942年日本学者和田清主编了一部由各朝代专家分章撰写的中国官制发展史。该书仅出版了上册，写到元代为止。和田清本人则写了一篇《序说》，提出一个论点，说中国官制的第一特色就叫“波纹式的循环发生”。意思是君主个人身边的近臣、私臣、微臣，逐渐获得权力，压倒了政府的大臣，终于取而代之。但取代之后，又有别的近臣、私臣、微臣逐渐变成掌握实权者，再来取代原先的近臣、私臣、微臣但现在已经升任政府大臣者。如此“后浪推前浪”、造成“波纹式的循环发生”。

这种现象不仅影响到了个别的人事布局，而且改造了普遍的组织机构：例如，汉代的丞相初为尚书所取代，及曹魏时尚书省已正式成为丞相府，它复为中书长官所取代；再发展下去，门下侍中又渐握实权了。唐代三省长官的权力后来为拥有“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君主亲信拿走。到了晚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正式成为朝廷重臣，其实权遂又转入翰林学士及枢密使〔宦官〕之手。

日本的加藤繁《汉代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别》一文指出，汉代大司农掌理国家财政，少府和水衡都尉则掌理帝室财政。这一分别至少可上溯到秦代。在汉以后，这种公、私财政的区分大体上依然存在。直到清末，公、私财政还是分别由户部与内务府两个系统的收支予以分开。所以慈禧太后挪用海军银款给自己修建颐和园祝寿，才会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弊案。

可以说宰相制度的存在，以及治权对于统权的制约，为今后的宪政中国增加了一个传统的资源。如何把相权对君权的限制，变成君主立宪的设施，值得思考。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未来中国的立宪君主设想，与其说起源于帝国时代的宰相制度，不如说更加接近罗马的保民官、商朝的大保衡、汉朝以后的衍圣公。因此，未来中国的立宪君主，也不可能照搬现代西欧、日本的君主立宪制，而必须根据中国的政治发展自行形成。

六、统治权合一的暴君

秦始皇虽然使用丞相，但其实是个统、治权不分的“家天下”暴君，和“公天下”根本无缘。

秦朝对六国的“统一”，类似于后来元朝对汉字文化圈诸国的征服，其性质不是“统一”，而是征服。秦始皇是个从战国混战中走出来的暴君，他对待六国的方式没有一点骨肉之情，完全是异族式的；这根本不是什么“砸碎旧的政治秩序”和“建设新的社会制度”的问题。 正如我们经历过的毛泽东，其砸碎旧的政治秩序、建设新的社会制度，本来也不要需要杀害那么多人，只要有一点点骨肉之情、同胞之爱。可惜没有，完全是用异族式的态度来“改造中国”，所以才会流血飘杵。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出巡东南之后西归的秦始皇在沙丘病逝。《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临死之前，给公子扶苏留下一道遗诏：“与丧会咸阳而葬。”意指要扶苏从上郡回到咸阳参与葬礼。这道遗诏在《李斯列传》中还有“以兵属蒙恬”及“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诸语，可见遗诏的实态究竟如何很难知晓了。后来的毛泽东也学习这一权术，故意不明确谁是接班人，自以为聪明，天下无双，结果“死而地分”，亲族遭到华国锋逮捕、事业遭到邓小平出卖。秦始皇阴狠歹毒、费尽心机，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放过：胡亥是他宠爱的幼子，带在身边却不想立他为接班人；扶苏是他的长子，他并不喜欢扶苏却想用扶苏来为自己补台。耍尽天下人最后却颠覆了自己，结果贻笑天下后世。赵高与胡亥、李斯密谋逼死扶苏并造成秦代历史的重大转折，真是得了嬴政这个阴谋家的真传。

扶苏反对秦始皇思想，秦始皇坑各派学者〔“诸生”〕于咸阳，扶苏就曾劝谏；可见比邓小平帮助毛泽东反右还要右倾。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比邓小平更有包容性。他如果即位很有可能推行邓小平改革，也就是“回到旧社会”，如果那样，秦朝很可能像后来的蒙古〔元朝〕那样多活几十年，不至于二世而亡。

秦国像后来的蒙古那样“统一四海”后，其版图远远超过了此前任何时期华夏文化圈各国全部版图的总和。其行为举止完全不合人们所说的“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秦朝并在其全国大兴土木，建造了一系列巨大工程。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即便在数千年之后的今天，仍令世人震惊。因为它们体现了空前甚至绝后的“中华帝国主义精神”，尽管秦人其实并不是纯正的华夏民族。

不可一世的始皇帝有些像亚历山大与凯撒，虽然统一了希腊文化圈，但其实并不是纯正的希腊人。这个侵略成性的帝国，还在齐国的东海之滨修建了自己的东大门和一组雄伟的宫殿群。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巡狩至渤海之滨，修建了碣石门，建立了后世帝王心目中的“革命圣地”。

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些早已湮没的建筑群再现端倪。1980年代初，辽宁省考古普查，发现了石碑遗址。在现今的锦西市，海边一个村子有一块大土包，就在海滩边上。探测之后，发现里面包含了一个大夯土墩，有四十米见方，经过探测，周围是一大片遗址，试掘之后，发现了秦瓦，实际上是一个大的脊头瓦。 秦朝的延续时间很短，才十几年，所以秦瓦当的花纹变化不大，但是在辽宁发现的一些遗址，和西安附近出土的瓦当比较，两者却非常相似，可能是秦朝遗物。这些东西一出土，就确定是秦朝的一处宫殿。这座秦代宫殿让人想到了一直寻找的碣石门。

同时，也让人想起秦始皇企图把全国变成铁板一块、传之万世长城世界。他背信弃义灭齐之后，就迫不及待用那种夷狄的虎狼之心，否决了分封和郡县两种社会行政管理体制并行的方法，妄图巴蛇吞象，采取单一的郡县制来维持天下和平。结果，国境内的社会管理完全是中央集权式的，贵族制、分封制的传统遭到消灭，中国从此丧失了宝贵的创造能力。

汉代的政论家说秦朝暴政造成赭衣塞途、囹圄成市，严酷的秦律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所大监狱。这句不是从法律的文本上可以论断的。否则，仅仅看毛泽东时代的文本还会以为那真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呢。有的“学者”拿近年出土的汉初法律与秦律比较一下，竟然发现“其实差不多”，秦律并没有那么严酷……这些人肯定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在很多地方都模仿秦始皇，沐猴而冠，可是毛的祖师马不是说过么，“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马还有话说：“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年至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年至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的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老马的这些评论，是否也适合于老毛与秦始皇呢？

秦始皇全盘接受法家思想，并推向极端；正如毛泽东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推向极端。但是秦始皇理解不了，法家思想渊源于老子学说，最后要归结为体顺自然、清静无为，方能通行，否则会沦为用腐朽的暴虐；正如毛泽东理解不了，马克思主义渊源于基督教社会主义，最后要归结为消灭国家、消灭领袖，方能通行，否则会沦为用个人崇拜的暴虐。至于其泰山石刻中“男女礼顺”之语、琅邪刻石中“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之语，也根本不是所谓儒家的，而是“以吏为师”的痕迹。儒家是私学，以吏为师则是官学。

据考证，周代国学中，以吏为师，号称师氏、保氏，国学学生称为国子。乡校的教师则由地方长老充任。可见秦始皇以吏为师不是创造，而是复古。国学的教育以诗、书、礼、乐为主。据《周礼·地官司徒》：师氏教授三德，保氏教授六艺。乡学教育则以六行、六艺为主。

秦始皇所以失败就是过度依赖暴力，而汉朝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提升了社会自治的程度，在政治领域运用了“顺势疗法”。可见社会分化只要不导致暴力行为，对于文明的生长、力量的凝聚，不仅可以接受，甚至完全有益。

我始终觉得，在秦王嬴政自名“皇帝”、自比神明的狂妄自大后面，隐藏某种自卑感；就像有人自称伟大的导师，仅仅因为自己连大学都考不上，只能上师范中专，结果持久的怨气使他晚年作出了关闭所有学校的荒谬决定。杀伐的成功固然使他们信心膨胀，但深刻的自卑也使自信转变成自大的狂妄。在古代，“皇”“帝”都不是凡人的称谓而是神明的尊号，嬴政自称“皇帝”和二十世纪的某人自称“红太阳”的心情是相通的。可是人怎么能是红太阳呢？即使他因为高血压和心脏病而面容红肿、仿佛“神采奕奕”，也不可能是红太阳的同类。这些变态人格，无非是被自己的出世之谜所困惑所压抑，产生了祸乱天下的反动，因为只有不断的扩张才能让他们忘记并不光彩的过去。

我始终觉得，嬴政的风格并不与秦国的列王传统同。这与他出生于邯郸歌舞妓厅及其母家的特殊背景不无关系。他的母亲虽然是“豪家女”，却依然是歌妓兼小妾，这种女人的淫乱习性和淫乱基因，怎么会对嬴政没有影响？所以他早年很是缺乏威仪，具有太多的“人民性”和流氓性，据《史记》记载，大梁人尉缭事秦，嬴政“衣服食饮与缭同”，但仔细观察后尉缭却发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果尉缭的话有一点可信，则秦政的风度显然不是传统的国王，而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革命家、暴发户和无赖，颇有类于后代历史上的“开国皇帝”，而不像一个传统国王，甚至比汉代的出身牧童的中兴之主宣帝也更为无产阶级化。

果然，后来随着嬴政内夺实权而外扩疆土，他的低三下四就一变而为暴戾狂傲：先前，他恳求王翦伐楚时的低声下气，但到了后来，连神灵都逃不过他的愤怒。例如当他听说阻挠他行程的是湘神，而湘江之神不过是尧的女儿即舜的妃子，而不是什么正牌的天神，自觉还不如秦王陛下，就不仅大怒，还要铲平湘山的树木，以为报复。秦王对神灵尚且如此暴虐，对人事的态度可想而知，后人把嬴政的暴政归罪于李斯的动议，恐怕李斯这位奸佞小人是冤枉的，就像把文革的暴行归罪于林彪四人帮一样荒谬。按照文革的经验推测，李斯的毒计大约多系出自嬴政的暗示和唆使，嬴政的革命家一般的诡诈足以做到这一点，而李斯迫于嬴政的淫威岂敢不从？这样看来，嬴政所以成为始皇帝，并不是凭借不可思议的神威，而是依靠后世开国皇帝同样的“无赖行径”。其实，这种无赖行径正被目为伟大的政治才能体现，验诸历史，莫有例外。

这种天生的政治才能，可以笼统地叫做“渴望权力的变态心理”，把争取独裁权力视为高于一切的快乐之源。若是不能凌驾在一切人的脑袋上，生活就变成了无味的……这样一来，这种人眼目中的生活，就不再是生活本身，而是成了争取独裁权力的手段。所谓独裁权力，也是随着权力的增长而不断强化的，难有满足的一天。同样，随着皇帝陛下的认识扩张其野心也扩张，所以知识就不仅成为争取权力的手段，也是产生权力欲望的源泉……如此看来，我们是否能说，嬴政之继位秦王并进而升格为始皇帝这一纯粹的历史偶然，最终成了世界的命运呢？

在决定历史的偶然因素里，“自我实现的预言”所构成的 “催眠性暗示”，也构成巨大的演化力量。例如韩非子对于明君的呼唤最终引出了剧毒的蛇蝎。这种意义的先知先觉者不仅是“首位受示者”，而且是“首位创造者”，他的使命是使个人的思想变成全民的共识，以开创天命的窗户，不论这天命多么违背民意。“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人本主义时代，终结了。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