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我国当今地缘政治、军事等关系时，常常涉及“战略方向”。战略方向，是根据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所确立的军事战略进攻方向或防御方向。在中国历史上，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以及周边国家和世界强国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战略方向是不同的。研究当今中国的战略方向，不得不对历史上战略方向的确定和变化有所了解和借鉴。在判断和把握当今中国战略方向上，保守僵化或变化不定，都是不可取的，一旦造成重大失误，将会危及国家安全或损害重大国家利益。

中国的形成有赖于地理环境

“国”在古代也是“廓”，城廓，即城市国家。古代人类社会有一个从聚落、部落、民族、城市向国家聚合变大的过程。为什么中国这么大，在清朝鼎盛时期疆域有1400多万平方千米，这主要受地理环境影响。

我们看“中国”地理：东边是大海，再往东是太平洋，唐宋之前造船和航海技术落后，很难从海上出去或入侵，可以看作是中国稳固的大后方；北边是大漠和寒带，向北直抵北冰洋，至今都是人际罕至的荒原和原始森林；向西从北往南数，是阿尔泰山脉、准葛尔盆地沙漠、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在这一线把中国与中亚和南亚次大陆隔开，其中有为数不多的通道；向南是中南半岛和南海，再向南进入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中国”以中原和黄河流域为中心区，后来发展到长江流域，岭南、蒙古和东北，几度盈缩，基本形成现在的版图。由于四周的大海大洋（东面）、荒原森林（北面）、沙漠戈壁（西北面）、高大山脉（西南面）、热带山岳丛林（南面），把“中国”团团包围其中，如同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要从里面出去不容易，从外面进来也不容易。这一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是中国形成的客观条件。

中国的形成有赖于地理环境，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外国（外族）很难侵入，域外文明也难以打断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而数千年延续不断的中华文明，则有赖于中华各民族互相交往、迁徒、杂居，不断地融合、吸收、同化。在数千年里，中华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华夏与戎、夷、羌、狄都是不断变化的，史前的所谓“东夷”“西夷”，后来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炎黄子孙”只是泛指，有一些民族并不是炎帝黄帝的后代，如“蚩尤”和“三苗”。后来西南的夷、巴、濮、滇，东边的东夷和南方的百越，也都融合到华夏族（汉族）里了。

在中国这个“大盆地”里，初始以血缘为纽带的各民族，逐步转变到以地缘为纽带的住民。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她被融入了古代中国大多数的民族。与汉族同时期或不同时期（大多在唐宋时期形成）的少数民族，也在中国这块宝地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同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战略方向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

在中国这个“大盆地”里，历史上从来都是以占据中原和黄河流域的政权为正统。除了元代和清代共300多年由少数民族掌权外，其余三四千年，都由汉族掌权。中原政权与“大盆地”外缘的其它国家（外族）的关系，形成战略方向。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重要战略方向大约有六个。

一是向北，往蒙古漠南—漠北（大漠泛指今俄蒙边界一带）方向，这是主要战略防御方向。历朝历代在这一方向建造边城，最终连接成了万里长城。为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劫掠，中原政权在强势时，经常发动防御性进攻行动，一般不过大漠，也有一些行动直指漠北，兵锋抵达贝加尔湖。因为这一方向大多是荒原，冬季极其寒冷，不便于人口生存和组织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原军队没有必要在此方向常驻，只要铲除了威胁，就会收兵回撤。汉时把匈奴驱离此方向，赢得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边界和平。汉唐时采取和亲政策，明成祖朱棣五次亲征漠北。无论是采取战争手段或和亲政策，都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这个方向的安定。

二是向西，往新疆（古西域）—中亚方向，这是主要战略方向。中原政权强势时取攻势。唐朝的朝鲜族大将高仙芝率领以汉军安西部队为主的多民族联合部队，西进至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的江布尔城附近），与大食（古阿拉伯）军队交战于怛罗斯城，兵败撤退。怛罗斯就此成为古代中国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分界线。中原政权弱势时取守势，即使西域不保，也要确保陕甘川一线不丢失，否则中原政权失去西部屏障，国家安全和稳定将被动摇。

三是西南，云贵川—西藏方向。这一方向在历史上往往被忽视，甚至形不成一个战略方向。一是天高地远，二是蛮荒瘴野，三是当地民族分散、力量薄弱，不构成对中原政权的威胁。吐蕃（今西藏）至唐代才被松赞干布统一，并与唐朝政权和亲成功。吐蕃势力只在极短时期对中央政权形成威胁，如在安史之乱后攻占长安（因从青海方向入侵，可以看作西域方向）。云贵高原山高地远，与内地相对隔离，中原政权少有军队主力向这个方向进击的。宋元时，蒙古蒙哥大汗为配合主力进攻南宋荆襄防线（今长江中游地区），以一部兵力从川西进行战略迂回，攻占云南大理，然后从云、贵、桂进击南宋军队背后；清初时吴三桂军队为追击南明政权，深入广西、云南、缅甸一带，都算得上是战略行动。

四是南方，岭南—广交（古交趾，今中南半岛越南一带）方向，这是重要的战略进攻方向。据传，秦始皇曾派50万大军过五岭，进入广交，完成统一大业。以中原政权的视角看，楚国（今长江中游及以南以东部分地区）就算是偏远蛮夷之地，越过楚国征战岭南，算得上是“远征”。汉代名将马援攻占越南一带，应为战略深远突击。一段历史时期里，东南半岛上各国，如安南（今越南）、缅甸、南掌（今老挝）、暹罗（今泰国）向中原政权朝贡；作为强势的中原政权也不愿劳力费神地去攻城略地，多采取睦邻政策保持宗藩关系求得相安无事。

五是向东—海洋方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原政权没有把它作为战略方向，反而认为这是战略后方，我既出不去，敌也进不来。其实从唐宋起，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已能支撑中国力量远涉重洋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了。明代郑和下西洋踪迹所至，都是唐船曾经到过的地方，今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郑和的壮举，是中国古代远洋事业最后的辉煌。与之同时，明朝实行的是海禁政策，至“隆庆开关”，主要是防备倭寇窜扰。为了消灭反清复明势力，清朝实行了更为严厉的闭关锁国的海禁，将沿海居民内迁30里至50里，“不准片帆下海”。直到鸦片战争被英军攻破海防开禁。

明清的海禁从战略层面上看，都是重在防御。唐朝发生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海战，南宋发生在山东半岛的陈家岛海战，元朝灭南宋的广东崖山海战，明朝壬辰战争的朝鲜半岛露梁海战，清朝郑成功、施琅对台湾的解放，特别是郑和下西洋，捎带着就在马六甲打了三场海战，大获全胜——这些说明古代中国不是没有能力打出去，而是不想打出去。

试想郑和的27000名水兵、200余艘巨舰组成的强大舰队，不是下西洋去宣传“大明威德”，而是直指东洋，消灭倭患根源，日本近代以来还能这么猖狂吗？农耕民族在国家性格上趋于内向，安于“一亩三分地”。所谓的“天下”即中国，甚至即中原。当时的“国际”视野，也就类似“战国七雄”之间的国家关系，视野没有越过中国这个“大盆地”边沿。

最后，向东北—东北亚方向，包括我国东北、朝鲜半岛、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和日本。这一方向自古以来战略地位变化最大。按理朝鲜半岛纵深不大，也就“三千里江山”；日本与东北亚大陆隔着一条海峡；西伯利亚人烟稀少，是俄罗斯传统的犯人流放之地；我东北与关内相比，也是人烟稀少之地，是活不下去的关内人“闯关东”的目的地。

但在历史上，这个方向往往成为中原政权的重要战略方向，甚至在某个时期成为主要战略方向。隋、唐两个朝代的70年间，有隋文帝、唐太宗等6任皇帝发动9次战略性战役行动，平定辽东和朝鲜半岛。隋朝就是因4次向朝鲜用兵，导致国库空虚，人丁锐减，义军蜂起，拖累至死。

唐太宗、高宗本来在主要方向上向北进击东突厥、薛延陀，向西进击吐谷浑、吐蕃、西突厥，因朝鲜半岛局势不稳，回过头来平定动乱，造成战略上的被动。唐太宗也因亲征高句丽劳累过度去世。明朝发生的万历壬辰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尽管中国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壬辰战争还打赢了日本，但对中央政权的拖累和伤害都是致命的。历史经验多次证明，东北亚方向攻守不当，往往累及中央政权。

历史上战略方向的确定给当今的启示

一、中国的战略方向总体上是防御性质的

历史上外国（外族）对中原政权的威胁和侵袭，主要来自北方和西方。比如北方，秦汉时的匈奴、东胡、鲜卑、乌恒，魏晋南北朝时的柔然、鲜卑、乌恒，唐代的契丹、突厥，宋代的辽、金、蒙古，明代的北元、女真，清代的俄罗斯，民国的前苏联；又如西方，汉代的西域（月氏、大宛等国），隋唐的回纥、西突厥、吐蕃、大食（泛指阿拉伯），宋代的西夏、回纥、西辽，清代的准噶尔、沙俄、英国势力，民国的前苏联。

为了威胁和防御入侵之敌，在中原政权强势时，大多采取攻势行动，如汉代卫青、霍去病，唐代李世民，明代朱棣多次征伐西域、漠南漠北，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但要看到，这种大规模的攻势行动，其实是以攻为守，达到攻占敌进攻的前进基地，消灭或驱除了战患即班师回朝，并没有想驻留夺占的地域；或以夺占的地域为前进基地，继续向外扩张。这一点与俄罗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大规模扩张，征伐兼并别国领土是大不一样的。

俄国历史上就有扩张传统。16世纪莫斯科公国不断兼并周边各国，最终推翻了蒙古金帐汗国，建立了俄罗斯；然后在沙皇时期不断南下、东进，形成了世界第一大国版图。美国建立之初只有13个州、80万平方千米，后来大规模杀害印第安人，强占印第安地盘；又从法国人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地区2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使当时国域扩大了近一倍；发动对墨西哥战争，抢占德克萨斯等230多万平方千米国土，几乎鲸吞了墨西哥一半多的国土；又以720万美元的价格从俄罗斯手中购买了150多万平方千米的阿拉斯加；就连太平洋上的夏威夷和关岛，也是连骗带抢到手的。

法国在拿破仑时期，本想通过征伐统一欧洲，可是在莫斯科吃了败仗，一蹶不振。德国通过普丹、普奥、普法三次王朝战争，统一、稳定和扩大了德意志版图；接着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可都失败了，被打回原形。日本对琉球、台湾、辽东，甚至我整个东北地区（伪满州国）、部分华北地区，都实际占领过；二战失败后，在美国纵容下至今占着琉球不放。中国历史上总体处于战略守势。这与儒家的与邻为善的家国思想分不开。只要能采取睦邻、和亲等政策，决不对外用兵。如朱元璋主动提出17个“不征之国”，居然包括对我早居野心的日本。为数不多的攻势行动，就好比足球的“防守反击”，是为了增大防御空间（纵深）和弹性。

有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说法，首要的还是“御”，防御，往往在国门之外御不住，要到国门之内来反击。以对朝鲜半岛为例，汉时在辽东和朝鲜半岛就建制了乐浪、真番、林屯、玄莬四郡，实行中央对郡县的直接领导。

由于半岛“三国”和“新三国”时代的动乱，中央政权施政范围步步回缩。先把直接领导的郡县制改为宽松的都护制，都护府又从平壤撤到辽东故城（今辽阳）、新城（今抚顺附近），直退到河北卢龙。中原政权从骨子里就不愿意打仗，至今汉民族血液里仍然保留着这样的基因。

我国当今的军事战略是“积极防御”。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传承。“防御”决定了军事行动的性质，“积极”决定了防御的态度和行动方式。当今中国作为大国强国崛起，但我国历史上爱好和平、与邻为善的传统不会丢，与周边国家共荣共赢是我国存在的理想状态。

当然也不能给周边一些大国、小国、强国、弱国惯出毛病。我国总体上的防御态势不能束缚“积极”的手脚，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的打出国门去，消灭或驱除战争根源，是我们的祖先多次运用的战略手段。这给当今我国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提供了想象空间。

二、在一段时间里，战略方向只能有一个

无论是客观形成的，还是主观确定的，在一段时间里，战略方向只能有一个，否则左支右绌，捉襟见肘，在战略上会极为被动。譬如在汉唐时期，首先要对付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军队的南下，是主要防御方向；待北患驱除，就把主要战略方向转向西方，采取攻势行动，扩张到西域；在极盛时，继续向西进攻中亚，直至与阿拉伯力量形成对峙，相对稳定下来。

在向北、向西采取行动时，东北—东北亚的不稳定，会造成对中央政权向北向西用兵的牵制。中央政权只好暂时停止主要方向上的战略行动，调过头来先解决东北方向的问题，如唐太宗灭亡高句丽古国，取得辽东，平定朝鲜半岛动乱。唐太宗为了集中全力解决东北方向的问题，对吐蕃的政略，由军事进攻改为和亲，成就历史上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一段佳话，也为今后西藏纳入中国版图提供了条件。

大家耳熟能详的清代后期的“塞防”“海防”之争，其实就是确定主要战略方向问题。左宗棠一派力主“塞防”且躬身实践，亲率大军收复新疆。李鸿章一派力主“海防”，他看到近代对中国的外侵，已从陆地转到海上，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只靠有限的军力就能打开我海防。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这一近在咫尺的威胁，更时时让清朝统治层心惊胆战。“海防”理应成为主要战略方向，但事实上形成了东、西两个主要战略方向，清朝统治层难以取舍，左右为难，不能集中精力、财力、人力于一个方向，造成战略上极为被动。

抗日战争中中国的主要战略防御方向，是随着日军入侵的主要进攻方向相对应的。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东北—华北是主要方向。1937年七七事变后，特别是1937年下半年，先后经过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日军主力沿江淮向中国腹地进攻，中国也随即把主要战略防御方向移至华东—华中方向。国民政府在对日军主要进攻方向的判定上，见事迟，准备晚，动作迟缓。直到淞沪会战结束，保卫南京的两条战略防线（吴福线、锡澄线）和南京接近地的数条战役战术防线都没有建成，沿长江两岸的岸防要点也极其薄弱。沿江城镇守备部队基本上没有形成对日军水陆并进的有力阻击（江阴、码头镇要塞等少数的几个点除外），只靠机动部队仓促占领沿江阵地，有的能顶上一阵，有的则一触即溃，而且伤亡重大。只有第9战区薛岳部“万家岭大捷”最值得称道。

当时的中国政府以“用空间换时间”的政略战略是完全正确的。“持久战”思想不仅是毛泽东的，而且在国共领导层形成了共识。可惜这一思想在战役战术层面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在主要战略防御方向上基本没有形成有重点的梯次布防，往往采取处处设防、分兵把口的专守防御，又没有保留强大的各级预备队，造成战略战役上的被动。直到武汉会战后，战局才稳定下来，中国抗战由战略退却进至战略相持阶段，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构想。

解放初期，由于台湾没有解放，中国共产党把主要战略方向放在台海，华东军区代司令员粟裕组织50万大军准备渡海进攻台湾，处于战略攻势。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不仅封锁了台湾海峡，使渡海登岛作战失去条件，而且美韩军队攻至中朝边境。毛泽东果断将台海的主要进攻方向，及时转到东北，形成主要防御方向，并以攻为守，实施抗美援朝。

这一时期我国的战略方向和攻守转换，既是客观形势的要求，也是我党对形势的正确判断。时间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苏联大军压境，我不得不在“三北”（东北、华北、西北）构成对苏军的主要战略防御态势，这又是一次主要战略方向的转变。上世纪9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而“台独”势力迅猛发展，台海局势紧张起来，我国及时把主要战略方向转至台海，并采取进攻态势。进入21世纪，西太平洋愈加不安定，我国把主要战略方向又延伸扩展到西太平洋，形成台海—西太方向。

当今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两个战略方向。指向中亚、西亚、欧洲方向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方向，因为有关国家经济潜力小，对我安全威胁小，美国在这一方向战略利益相对较小，可以看作是次要战略方向。而“海上丝绸之路”方向，指向西太平洋、南太平洋、印度洋，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潜力大，日、美、澳军事联盟对我威胁大，沿海地区又是我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区，因此这一经济发展方向与我台海—西太战略方向一致，既是主要战略方向，也是主要经济发展方向。

台海—西太战略方向上，战役层面对台海是攻势部署，而在战略层面对整个西太，当前还是防御部署。就具体战略性战役方向来说，在台海—西太方向上分为三个，即台海方向、东海方向（日朝韩）、南海方向，日本海方向也正在纳入视野。台海方向是这一战略方向的“牛鼻子”，是“纲”，东北亚、东南亚是“目”，纲举则目张。只要解决了台海问题，封锁和威胁我国的第一岛链就会打破，我进入西太两翼和深蓝太平洋将畅通无阻。三、首都也应看作是一个战略方向

历史上一般把京城（首都）定在主要战略方向上。在东西一线上，西安（古长安）、洛阳、开封（古汴京）都作过首都。在汉唐国势强盛时，首都定在战略区前沿西安，向西进攻时，与前线不至于太遥远，便于掌握情况和指挥；国势衰减时，首都定在战略区中间洛阳，便于稳定局势；再不济时定都战略纵深的开封，在战略后方更为安全。

北宋定都开封，是因为西边不远处即西夏，北边辽、金、蒙古都先后威胁中原。在南北一线上，北京、开封、南京、杭州都曾为首都。明成祖朱棣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把首都从战略纵深南京迁到战略前沿北京，位于南北线的北端，处战略攻势地位，主要是面对北元军队的南侵，同时兼顾东北方向。

他五次亲征漠北，最后病死在回师北京的归途上，史称“天子守边”。朱棣在做燕王时镇守北京，使他对中国北部的战略环境有更深刻的认识。试想如果首都仍在南京，对北部的战事没有切实和及时的了解，行动就会慢一拍，容易造成战略上的被动。总之，古代中国的首都，都是围绕中原在东西、南北两个轴上移动。所以《吕氏春秋》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首都）”是有道理的。

宋朝是个物质、文化极大丰富的朝代，可惜朝廷错误接受了前朝的教训，“杯酒释兵权”，军力不盛。宋朝没有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它周边先后被辽、金、蒙、西夏以及西南大理等小国所包围，主要防御方向是北方，主要作战对手先后是辽、金、蒙。北宋首都在开封保不住，南迁到江南去了，甚至不敢在南京建都，跑到战略纵深的临安（今杭州）建都，最终也没有摆脱被蒙元灭亡的命运。现在看荆楚地区据于中国之中，是建都的好地方，但在古代这里开发较迟，即使完成开发，“两湖（湖南、湖北）熟，天下足”，这里还是“四战之地”。强势政权可以从这里四面出击，弱势政权则毫无屏障，易遭四面攻击，不是建都的理想地区。三国时的吴国曾一度把首都迁到武昌（今鄂州），后来又迁回建业（今南京），总觉得南京东、南两面还是比较可靠的，主要威胁来自北面和西面，何况江淮地区是战略屏障，“守江必守淮”，还能依托长江“限江自保”。

首都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历史上首都有事，各路诸侯、藩镇都要发兵勤王。因为首都的丢失，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甚至会引起政权的垮台。北宋首都开封失守，宋徽宗、钦宗二任皇帝被掳走，史称“靖康之耻”。宋朝只得南迁江南，丢失了半壁江山。

“明朝土木堡”英宗被掳，首都北京被瓦刺军包围，多亏于谦率领京城军民坚决抵抗，保住了首都不失，否则是否改朝换代，也未可知。民国首都南京在抗战初期，尽管有吴福线和锡澄线两道战略防线和近城数道战役战术防线，仍被日军攻破，不得不迁都重庆。所以首都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个战略方向，稳定首都对稳定战局和人心具有重大作用。

把首都放在主要战略方向上，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即历代政权的京畿地区都放有重兵，其使命不仅是保卫京城，还起着战略预备队的作用。御林军、禁卫军都是直接由皇帝指挥的精锐部队。朱元璋在首都南京城内囤兵20万，仅“军储仓”就有40多处。秦国建都长安，立即“堑山湮谷”，建造了从咸阳向北直通北原郡（今包头一带）的直道，全长700多千米，宽20多米，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一旦边关报警，京畿精锐车兵、骑兵数日即可抵达边关。

汉代的长安，开始修建通往各战略方向的驰道，便于从京城向各方向用兵、增兵和后勤供应。明代首都南京有7条驰道，北京有8条驰道，这些驰道呈放射状，有的达数千千米之长，直抵边境，像现在的国道。为了使京畿地区自给自足，各朝代统治者都注重开发首都周边地区。历代南京政权，注重开发宁南的湖孰、太湖地区，长安附近的“三百里秦川”，也早早开发出来，粮秣就近供应京城。开封周边至今仍是我国重要的产粮区。京西和京津地区也是北京就近的产粮区。

四、重视主要战略方向的建设和经营

一旦确立主要战略方向，要在全国范围结合长期的基本建设和经营，向主要战略方向聚焦。这里说的不完全是军事上的战备建设，还是一种战略布局，一种未雨绸缪的战略部署。隋朝时开挖隋唐大运河，从首都洛阳开挖通济渠，疏通邗沟，向东南连通了丰饶的江南，反过来也加快加大了江南的开发力度，使江南成为朝廷的钱粮赋税重地；再从洛阳开挖到北京（古通州）的永济渠，不仅用江南粮米解决了京畿地区的供应，而且支持了隋唐向北和东北方向用兵。

隋唐数次征伐古高丽国，平定朝鲜半岛动乱，没有隋唐大运河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明代平定壬辰倭乱，如果没有元代开挖、明代疏通的京杭大运河，使江南漕运可直抵北京，也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为了在主要战略方向上军事行动的需要。

可以与大运河媲美的基本建设是长城。现在把长城看作典型的防御设施，其实长城是具有攻防双重功能的。防御可以依托长城既设阵地，构成主要防御地带。而进攻一是可以作为进攻出发阵地，二是可以作为后勤前进基地。在这里集结军队，囤积粮秣，作短暂休整，然后一鼓作气杀出关去，向北方民族军队的集结地，甚至大本营（龙城）作深远突击。如汉代卫青、霍去病部都是先到朔方郡、云中郡、定襄郡、代郡、太北平郡（均有长城护卫），集结军队，然后再向关外出击。展现了一幅“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出塞场景。

与长城（边城）相辅相成的是烟墩（烽火台）。烽火台连线与战略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比如从西安到甘肃、宁夏、新疆一线。今天在河西走廊、贺兰山、大同、张家口等都有大量的遗存。古代南京政权沿长江建有连续的烽火台，这是南京政权面向长江中上游的主要战略防御方向而构筑的。据有关史料，六朝时郢州（今武汉一带）的警讯，在半天之内就可以传递到长江边的石头城南京。

道路和邮驿（驿传）建设，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没有放松。著名的丝绸之路既是商道，也是军道。古长安沿着重要的战略方向都有驰道和邮驿。“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几天时间，即通过由四川涪陵地区直通长安的驰道送达。清朝时邮驿更为发达，东北的墨尔根驿道，全长700千米，共设33站，康熙年间清军攻占雅克萨城，捷报传至北京再转承德，信使飞驰11天，近5000里，每天传递速度近250千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对付苏联在“三北”方向的威胁，我在战略纵深云、贵、川进行了“大三线”建设，各战略区（含各省）进行“小三线”建设，这既是军事上的战备建设，更是应对“早打，大打，打核大战”的战略部署。

五、主要战略方向一经确定，就不能轻易变动

因为主要战略方向的建设和经营，一般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但国际形势特别是周边的形势是经常变化的，有时会动摇主要战略方向的判定。解放后我国周边有事，往往与已确定的主要战略方向不符。

20世纪50年代初，我准备解放台湾，但朝鲜战争爆发了，使我战略重点转向东北—朝鲜半岛方向。60年代初，我主要战略方向还在台海，但中印边境局势紧张，我实施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六七十年代，苏联百万大军压境，我主要战略方向是“三北”，却在南方实施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现在的主要战略方向是台海—西太平洋方向，主要战略性战役方向是台海。只要台湾一天不统一，美国对我的战略进攻态势一天不改变，日本走向新军国主义的步伐一天不停顿，朝鲜半岛和南海局势一天不平静，我这一战略方向一天也不能变动。

要在这一方向持续地加强建设和经营，包括陆、海、空、电、网战场建设，战略战役储备，国防力量动员，通过战略区扩大、前伸和后延加大战略纵深；在国际法范围内，设置必要的防空识别区和专属经济区，并以可靠的兵力火力加以控制。最终要在主要战略战役方向形成压倒性优势，“不战而屈人之兵”，敦促台湾和平统一，保证中华复兴的完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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