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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标志着英国走向宪法政治的大宪章800周年。 英国广播公司与英国下议院和上议院合作,在1月20日推出“民主日”专题讨论。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聚集一堂,探讨全球民主发展的过去和现状,并展望民主的未来。
为此,BBC中文网也特别邀请了两位中国大陆学者在《点评中国》这个栏目里撰文,阐述他们对民主的观点。我们也欢迎您利用文章后的表格留言,发表您的意见。
宋鲁郑,旅法政治学者,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春秋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当代西方民主在和苏式共产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然而,这场胜利还不到四分之一世纪,西方民主却陷入了全面的困境。最浅显的原因正如《经济学人》在其封面文章《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所总结的:一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的崛起。
1929年的大危机西方都挺过来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算得了什么?但当时的西方有几个今天所不具备的优势:一是还没有实行全民普选,政治精英仍然能够独立和较为迅速地进行决策。二是还没有建立福利制度,其产业竞争力和效率依然强大。不妨看看今天的欧盟,人口仅占世界的 9%,GDP只占世界的25%,但福利开支却占到世界的50%。如此健全的福利,其代价必然是效率低下和成本高昂,后果则必然是国家丧失竞争力。三是西方仍然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不仅可以继续掠夺资源,也还可以转嫁危机。四是西方仍然垄断国际资本、工业品的生产和技术,仍然垄断原材料的定价权。
但今天西方昔日的优势都不存在了。第三条优势的破灭是历史进步,第四条优势的渐渐丧失则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对外贷款超过世界银行、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而且物美价廉、中国的需求令原材料国家有更多的选择)。但第一和第二条则完全是西方自身的因素。
让民众有权力参与政治,当然不是坏事。但从精英票决民主转变为大众票决民主,不是增加票数这么简单。一个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丧失。在有限选举阶段,鉴于选举成本不高,资本对政治精英的影响还不是决定性的。但现在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不仅政治要受民众、甚至民粹制约,也由于选举规模扩大和成本的几何增长,对资本空前依赖。这就是2008年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我们如果看一下欧美这些民主国家,就会发现一个共性:个个负债累累。欧盟各国平均都在90%以上,美国超过100%,日本超过240%,而且仍然在上涨。以本人所在的法国,其财政第一大支出是偿还债务利息。显然,不论是借债搞福利,还是借债维系消费,都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找不到解决之道,它就是明天的希腊。
从制度的角度讲,这是结构性矛盾,是无解的:因为选民不会同意削减福利,也不会同意增加劳动时间(反对延长退休),资本也不会同意增加税收。大家可能还记得,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第一大经济体,在世界名列第八,但却长期负债累累,处于破产的边缘。原因很简单,每次举行公投,只要是增加福利的提案全部拥护,对于增加税收的提案全盘否决。美国是全球最发达的国家,加州又是美国最大经济体,选民的素质之高恐怕要冠全球,其表现也不过如此。
总之,西方一人一票普选制度从英国算不过试验了一个世纪,从美国算不过才五十年。总体而言,还未得到有效的、足够的历史验证。2008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这一体制弊端的最大体现:资本和大众利用选票压服政治,令政治失去能力和活力,无力应对各种挑战。
可以说,20世纪人类进行了两次乌托邦试验。一个是经济层面的,追求经济权力的绝对平等,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已经证明失败了。另一个就是政治层面的,追求政治权力的绝对平等,就是西方今天的一人一票。至少到目前,这个乌托邦试验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乔木,北京外国语大学传媒副教授,2011年在北京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获得所在选区的第二高票。
我所在大学的某位校领导,给全校师生做报告,题为“美国意识形态的危机与中国的崛起”。有意思的是,这位领导刚把唯一的孩子送到国外留学,而且私下表示,希望孩子将来能在美国发展。
孔子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在这位领导的意识里,美国肯定不是危邦,否则他不会让骨肉前往;相反中国可能是乱邦,因为他不希望孩子在此久留。
中国现任领导的孩子不好说,就说倒台的薄熙来,本人在国内唱共产主义的红,安排妻子在资本主义的法国买别墅,送孩子在美国留学不归。比薄官更大的周永康,自己在国内指挥政法工作,抵制美国的意识形态,同时派儿子到美国卧底,并来往于中美之间做生意。他们顺利的时候,搞一家两制。万一碰到危机,就像唱红打黑的干将王立军一样,首先想到的也是往美国领事馆跑。
因此谁的意识形态有危机不是很明白吗?中共十八大说,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对此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说:“别总说正路邪路那些莫明其妙的话,人民要求简单明了,你把你家孩子往哪里带,就把百姓往哪里带。你们一个个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民主国家,却告诉我们民主是邪路,鬼都不信你们!”
用《独立宣言》概括,美国的意识形态就是平等、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和现在满大街张贴的中共推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一致。而且习近平指出中国梦和美国梦是想通的,说美国意识形态危机,不是相当于自打嘴巴吗?
宋鲁郑先生引用《经济学人》封面文章“民主出了什么问题”的观点,认为一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二是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民主陷入了困境。他还认为高债务、高福利的拖累和普选民主的烧钱低效,使西方难以走出困境。
2008年以来主要是金融危机,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并没有多少影响,主要股票市场持续上涨。世界经济有明显的周期性,历史上危机、复苏、高涨一再出现过,只是间隔和时间长短不同。里根和老布什时期是高债务,但克林顿时期,通过信息产业带动,实现了连续8年的高增长和联邦财政大幅盈余。未来欧美产业调整升级,找到新的增长点,比中国主要靠房地产、高能耗高污染、低人权低福利、低附加值出口的经济模式,更能持久。
至于高福利,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就是让人有保障地幸福生活吗?不能因为中国低福利维持了高增长,就去指责西方的高福利。况且问题出现在希腊、法国等部分国家,传统的北欧福利国家,以及富足的德国,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西方的选举是要花钱的,但竞选经费主要来自政党和竞选人的筹措,而且带动了相关的媒体和公关产业。中国由于没有选举监督,贪腐贿赂的钱财惊人,而且为了维护一党统治,各种维稳费用、媒体宣传、满大街的“中国何以强,缘有共产党”广告,一样烧钱。民主虽低效,但能避免少犯错误。没有选举和民主监督的结果,就是权力斗争、全局性的腐败、强拆和不断的折腾。
中国的崛起改变着世界格局,但也充满了变数。首先是崛起的方式,如果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就不是和平崛起。实际上台湾的民主政治、政权轮换已完整地走完几个来回,两岸的统独之争,早已变成专制与民主之争。中国如果不民主,即使崛起了,也会像苏联一样垮塌;亦或像二战后的德国、日本一样,由于民主而重新崛起。
其次是崛起的代价。能耗、资源、环境、食品、健康,需要做多大的牺牲才能崛起?面对让人崩溃的雾霾,这样代价的崛起又有何意义?最后,崛起是相对美国和西方的衰落而言的,目前西方有危机,但看不到衰落的迹象,反而是中国的危机更大,一党专制的政权和两极分化的社会随时都会出问题。
中国在文革后陷入严重的危机,正是由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才走出危机。这其中西方的思想、技术和资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当中国有了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却重新走向老路,反西方,反普世价值,反宪政,反公民社会,限制新闻自由,拒绝选举,排斥200年来人类行之有效的理念和制度,背离30年来让中国焕发新生的经验与活力。
中共尽管标榜三个自信,却是极度的不自信,只能靠二杆子来统治:军队的枪杆子和媒体的笔杆子。为了从思想和信息上控制民众,更是筑起臭名昭著的互联网长城。可是看看现在仍存的万里长城,历史上没有能保住一个专制王朝;想想坍塌的柏林墙,最终被民主和自由的力量摧毁。
民主,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选举。只有敢于选举,才是真正的自信,权力民选,还政于民,才能走出目前高压维稳和历史上王朝更替的轮回;只有选举,民众才能行使决策权、监督权,才能还利于民,享受到被权贵阶层席卷的经济增长的红利。
只有民主,才能让中国从危机中崛起。
(责编:尚清)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_on_china/2015/01/150119_cr_dem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