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华：1949年后中国对新疆的统治

【大纪元8月15日讯】摘要:新疆之所以为“新”，就说明自古以来并不是中国的领土。新疆的历史更是汉族入侵的历史。新疆当地老百姓对汉人的统治一直不服，分离运动没有停止过。

新疆有非常丰富的天然资源，中国将建设新疆成中国的能源基地与能源的国际大通道，新疆也是中国的核试验基地，加上其地理位置，这些都是不可取代的战略地位。

中国对新疆的统治手段，建立自治区是骗局，主要是同化与铁腕。同化是汉族的大量移居，压抑宗教信仰与维吾尔族文化。生产建设兵团是它的重要依靠力量。铁腕就是残酷镇压维族人民的反抗。但是从中共建国到现在，维族人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目前东土分离组织除了向中国政府宣战，还加强宣传，争取年轻人。因此如果中国政府不改变政策，尊重人权与信仰自由，所谓和谐只是流血。

（一）自古以来新疆不是中国领土

中共、对其所要染指的土地，或反对所谓的“分裂国家”，其最大依据是“XX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但是中国自己都没有办法说清楚，它的所谓“自古以来”的“古”是从哪一年算起，算不出年，算哪一世纪也可以，为何说不出？还不是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吗？新加坡自古以来就是马来亚的领土，1965年宣布独立；东帝汶自古以来就是印度尼西亚的领土，2002年也独立了；还有科威特、捷克和斯洛伐克等等。这些都是上一世纪或本世纪重划“自古以来”的版图而宣布独立，科索伏也即将独立。可见“自古以来”并不是“统一”的铁定依据。

以此来看新疆问题，也是如此。新疆之所以为“新”，就说明自古以来并不是中国的领土。从历史上来看，新疆的历史更是汉族入侵的历史。当地原来民族繁多，后来才逐渐被称为突厥和回鹘。在2003年5月26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也承认，“公元前101年，汉朝军队开始在轮台、渠犁等地屯田，后来扩大到全疆各地，各屯田点成为汉人进入新疆后最初的分布区域；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以后，或为官、或从军、或经商，进入新疆的汉人连续不断。”但是汉人进入当时称为“西域”而现时称为“新疆”的地区，并非说明那个地区就是汉人的领土，否则现在有中国人移居的地区岂非未来都该是中国领土？即使成立西域都护府，也只是说明汉人想把那里据为己有，但是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每逢中原出现乱局，西域就一定反叛，与“中国”互相攻伐，战争联绵不断。否则没有公元73年的班超出使西域，使用绥靖和镇压两手，到94年才平定西域，公元102年班超回到中原，前后长达29年。班超成了汉人中的民族英雄，却是西域人的刽子手。

类似的战事几乎出现在每一个朝代。著名的有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在公元750年击败石国（今中亚的乌孜别克、塔甚干一带），但是第二年被石国联合大食帝国（阿拉伯）大败。宋朝根本无力进入西域，在西夏（宁夏、甘肃一带）就被挡住了。公元1218年开始，成吉思汗开始攻打花剌子模，三、四年后灭之，开始占领现在的新疆地区，直达印度边境。但是成吉思汗是蒙古人，被中国当作异族，所以新疆并非在中原汉人统治之下。

明朝忙于应付瓦剌（新疆北部）和鞑靼（蒙古），无力在新疆拓展武功。清朝统一中原时，新疆地区的准噶尔也日渐强大，入侵青海、蒙古等地，康熙（1662~1722）年间开始征讨，到乾隆年间因为准噶尔内乱才加以征服。但是1820年、1864年不断发生维吾尔人的叛乱，经过左宗棠的大屠杀，到1878年才压平叛乱。1884年（光绪10年）设新疆省，距离现在才一百二十多年。

民国成立后，新疆在1931、1933和1944年都发生过叛乱。其中1933年在喀什建立了“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44年在伊宁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些分离主义活动后来也都遭到失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极左政策，使分离主义活动死灰复燃，90年代后声势更大，以致中共要以“恐怖主义”为名，在国际上将之孤立，并且出版这本白皮书对世界进行“解说”。

从以上重要历史事件看，新疆当地老百姓对汉人的统治一直是不服的，一有机会就反抗，因此一直是中国的“边患”。“新疆”之名至今不改，正是说明它是中国新的疆土，根本不是中共一厢情愿的“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否则何不改名为“旧疆”、“古疆”或“老疆”？而汉朝开始在新疆的屯田，到中共“解放”新疆初期的屯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军屯的形式，更说明新疆这个地方还是一个统一和分离彼此争夺的地区，因此有强烈的分离主义情绪并不奇怪，问题是中国政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二）新疆在中国的战略地位

1949年10月，共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由王震率领进军新疆，改编投诚的国军陶峙岳部与“伊宁民族军”（原来苏联与中共支持下的叛乱部队），担任新疆省委书记、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政委（司令员由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兼任），王震成了名副其实的“新疆王”。不但镇压国军的反叛部队，而且肃清乌斯曼等反共游击队及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手段残酷，维族人对王震又恨又怕，民间传说小孩听到“王胡子”不敢夜啼。

中共稳住统治后，1955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成立。沿用王震的汉化、屯兵与铁腕政策。向新疆大量移入汉人，并且成立以汉人为主的生产建设兵团，以稳定政治、经济、军事局面。

文革期间，新疆与其他地区一样陷入“内战”，但是主要发生在汉人内部。新疆以对党委书记王恩茂的造反还是保卫分成两大派。文革武斗有起源于新疆之说，即1967年1月初毛泽东号召夺权，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请军队支持，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这便是1月26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

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共检讨对新疆的极左政策，这个情况与西藏类似。这个问题刚刚提到日程上，双方还来不及好好沟通，北京就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胡耀邦而再度转为铁腕的镇压政策。2001年的“九一一”以后，中国接下国际反恐怖主义的旗号，对新疆分离主义分子大事镇压，黑手还伸出到国外，尤其是前苏联的中亚地区，使新疆表面上呈现“稳定”局面，但是分离的暗流并未停止。

新疆的地理位置紧靠中亚西亚，在中国、俄国、中东与南亚次大陆之间，成了中、美、俄三个超级大国争霸的中心地带，自从出现凯达恐怖份子以来，由于新疆西靠中东北邻前苏联中亚地区，都是穆斯林聚居国家与地区，有相同的宗教信仰，更是国际政治、军事的焦点。

中共常常吹嘘中央政府如何支持新疆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却是新疆对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的政权巩固与现代化发展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新疆的分离问题成为中国议事日程上非常重要的问题。新疆有非常丰富的天然资源，1951年创作的歌曲《新疆好》对新疆有这样的描述：“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融化灌农庄。麦穗金黄稻花香啊，风吹草地见牛羊，葡萄瓜果甜又甜，煤铁金银遍地藏。”因此除了煤铁、稀有金属、和阗玉等等矿产外，马、羔羊皮、羊毛、纺织用棉花，吐鲁番的无核葡萄，鄯善的哈密瓜，库尔勒的香梨都是著名特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疆现在成了中国的能源重要基地与能源大信道。1954年发现的克拉玛依油田，在《克拉玛依之歌》里被喻为“大西北的宝石”，是中共建国后发现的第一个大油田，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大庆油田和胜利油田还没有开采的时候。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在2007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新疆具有非常好的能源资源优势，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蕴藏丰富，煤炭资源预测储量占全国的四成，它的巨大潜力和优势很快将会凸显出来，新疆将建设成中国特大型煤电煤化工基地。”（注一）

国务院2007年11月推出“关于进一步加快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中指出，新疆将“实施面向中亚的扩大对外开放战略，建设成中国向西出口商品加工基地和进口能源的国际大通道”。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共党委政研室的学者张建锁指出，“进口能源的国际大通道”指的是在已经投产的中国和哈萨克原油管道，以及“西气东输”一线的基础上，进行更进一步的相关建设。这包括：适时兴建“西气东输”二线、合作建设中国哈萨克天然气管道、推动第二条中哈输油管道建设。同时，提高新疆连接外国的公路运输能力，并加快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铁路的衔接。（注二）

对中国来说，更加不可替代的是，在新疆的大戈壁上，还有一个著名的罗布泊，这是中共的核试验基地，从1964年到1996年共举行了45次核试验，（注三）奠定了中国的核大国地位。可以说，没有新疆的罗布泊，就没有中国的核武器。而新疆承受了影响深远的核污染，为中国做出重大牺牲。

由于新疆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极其重要战略地位，中国政府自然要全面控制，残酷压榨。

（三）中共统治手段
中共占领新疆以后，对新疆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软者是成立“自治区”的欺骗手段，而主要是同化与镇压手段。

一、汉化政策

从人口构成可以看出汉化政策。白皮书在前言中写道：“据2000年统计，新疆人口为1925万人，其中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为1096.96万人。新疆现有四十七个民族成分，主要居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民族，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新疆既然是维吾尔族自治区，我们就看看汉族与维族人口比例的变化。

1954年11月1日，中国政府的国家统计局发表关于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这应该是中共建国后首次的全国人口调查，目的是为了全国第一次的“普选”，也就是在195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并通过第一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告宣示，调查的标准时间是1953年6月30日24时。当时新疆省人口是4,873,608人，维吾尔族3,640,125人，（注四）“分布在新疆省境内，以南疆为主要地区”。（注五）这时的维族人口正好占新疆全省人口的四分之三。而根据中国在1980年出版的《辞海》所提供的数字，维吾尔族占全新疆自治区人口的五分之三，其他才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口。四分之三变为五分之三。可见汉人入侵之快。

也是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新疆全区的人口中，汉族人口749.77万人，占总人口的40.61%，各少数民族人口1096.49万人，占总人口的59.39%。也就是说，整个少数民族才占人口的五分之三，维吾尔族的人口比例已经下降，维族总人口是839.94万人，只占新疆总人口的45%，半数都不到，只比新疆的汉人多90万人。而与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180.23万人，增长了31.64%；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50.34万人,增长了15.89%。少数民族不受一胎化的限制，汉族则要遵守；文革结束后还有一批当年支持新疆建设的知识青年陆续回到上海等地，可是汉族人口的增长还是大大超过少数民族，可见仍有大量汉人从其他地区移居新疆。

而根据2005年的新疆人口1%的抽样调查报告，汉族人口为798.03万人，占总人口的39.74%；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10.12万人，占总人口的60.26%；维族人口897.67万人，占总人口的45.73%。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49.04万人，增长了6.55%；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13.16万人，增长了10.32%；维族人口增加57.73万人，增长7%。汉族人口增加快速没有问题，因为可以从其他省份移入；但是五年里维族人口增加7%，其他少数民族更增加一成，是不是太过份了？何况维族人也要被迫“
计划生育”。（注六）由于这是抽样调查，准确性自然不如人口普查，最怕是当局为掩饰汉化政策而制造假数字，这是中共的拿手。

中国在新疆的干部政策、教育政策也实行汉化政策，并且压制信仰自由加速汉化政策的实现。

首先是所谓民族区域自治，那些自治区的维吾尔族领导人，只是中共享来点缀“自治”的政治花瓶。1954年开始长期出任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主席的赛福鼎，原是苏联共产党员，后来转关系成为中共党员，（注七）但是一样没有实权。他的前任，后来长期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的另一个维吾尔族人包尔汉，1933年在苏联参加革命组织，然后回新疆，1949年参与“和平起义”后由王震介绍加入中共。（注八）不知道在他心目中，上帝的使者是莫哈默德还是毛泽东？由这些人担任自治区主席和伊斯兰教的负责人，哪里会有什么自治和信仰自由？也因此激发后来的分离主义运动。但是他们两人之间也有区别，中共开始重用包尔汉，但是文革初期，包尔汉被中共囚禁，1968年毛泽东出面保赛福鼎，他甚至出任新疆第一把手，采取温和政策稳住新疆。文革结束后，他被架空出任京官，新疆逐步恢复王震的强硬路线，加强控制和加快同化，新疆的文化、风俗、宗教更是被迅速侵蚀了。

教育政策方面可以举一个例子。2001年8月31日“伊斯兰教爱国宗教人士学习班”在新疆伊斯兰教经文学校开班，该班居然将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七一”讲话纳入教学章程，是内地宗教界首次将江的“三个代表”理论纳入学习课程。（注九）“三个代表”是江泽民的经文，中共把它变成为伊斯兰教经文，这难道不是一种亵渎的行为？

新华社还直言不讳报导说：“新疆大学自1999年起，强化汉语教学，对全校性公共课、基础课、大学基础课和部份专业课实行汉语授课。这样做是为了适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市场竞争对人才的需求，也是根据广大少数民族学生的心愿和要求。”（注十）问题是少数民族为何有这种要求？因为经济命脉掌握在汉人手里，优先聘用汉人，少数民族失业率高，非得要“汉化”才容易找到工作。他们学习汉语是被迫，不是自愿。在这情况下维吾尔文自然成了弱势语言而会逐渐被淘汰。这哪里是自治和对少数民族的尊重？

而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导，官方的喀什噶尔维吾尔出版社焚毁了百余册匈奴简史和维吾尔古文学，以及三万余册《古代维吾尔手工艺》。1988年出版的《古代维吾尔手工艺》摘录有可兰经经文，被视为宣传分离的宗教信仰。当局否认烧可兰经，但是没有否认烧掉这些书籍，这也是要消灭伊斯兰文化之举。（注十一）在“九一一”之后，北京当局还规定未满18岁者不得信教，不得礼拜。这项规定是要从根子斩断维吾尔人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是对维族人宗教自由的严重迫害。此外，还要求新疆清真寺的阿訇每天汇报来寺礼五番拜人员的情况，包括人数、年龄、性别、是不是干部等。这种监控，对于维吾尔人到清真寺礼拜，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也分化了清真寺阿訇与穆斯林的关系。（注十二）

二、生产建设兵团

谈到新疆的发展，必然要谈到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根据中共媒体的介绍，它成立于1954年10月7日，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的前一年，可以说，它是在为成立自治区打基础。当时兵团建制归新疆军区。文革期间新疆内部混乱，兵团经营处于崩溃状态而在1975年被解散，还给地方；到1981年在王震力主下恢复。现在是中央直属单位，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份。兵团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国家实行单列，享有计划单列市的各项经济管理权限。兵团是以现代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林牧渔并举、工交建商服综合经营、科教文卫体全面发展的特殊组织，也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和大的农工商经济联合体。领导机关设在乌鲁木齐市。

目前兵团下设14个师（其中包含1个建筑工程师）及185个农牧团场（其中包含11个建筑工程团），插花地分布于自治区全境，位于1950年以前的荒地。2003年兵团总人口大约为248.05万人，其中汉族人口约218万。

兵团的土地面积7.43万平方千米，占新疆总面积的4.47%，约占全国农垦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是全国农垦最大的垦区之一。兵团有耕地面积1072.76千公顷，农作物总播种面积916.25千公顷，己初步形成了规范化的现代的大农业体系。主要经济作物单产水平均居全国前列。2001年兵团棉花总产63.89万吨，约占全国六分之一，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棉基地。

兵团工业己形成了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体，能源和基础工业相配套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拥有纺织、食品、造纸、皮革、钢铁、煤矿、建材、电力、化工、机械电子等近百个门类。兵团拥有勘测、设计、施工一条龙的建筑、安装施工队伍，在国内外承建铁路、公路、水利水电等大型建筑工程。

兵团商贸流通业发达，批发、零售和饮服网点设施遍布全疆和内地各省市。兵团与世界上6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拥有各类出口商品基地170多个，经营34大类l00多个商品的出口业务。

兵团的“国界线”长5700千米，其中与蒙古国交界1416千米，与俄罗斯联邦交界54千米，与哈萨克斯坦交界1753千米，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1096千米，与塔吉克斯坦交界457千米，与阿富汗交界92千米，与巴基斯坦交界599千米，与印度交界233千米。（注十三）

兵团作为新疆的“国中之国”是显而易见的。从人口来说，已经占了全区人口的13%，而且还是人口中的“精华”，也就是强劳动力。而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民族构成，根据调查数字，兵团中的汉族人口218.77万人，占兵团总人口的88.2％；各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兵团总人口的11.8％。也就是说，全自治区汉族人口的三分之一集中在兵团里，那是一股抗衡“民族自治”的重要力量，不但平时发挥作用，如果出现紧急状态，更是发挥“稳定”的作用，包括可以把他们全部武装起来。

所以中国官方承认：“兵团作为新疆稳定、边防巩固的重要力量，坚持劳武结合，与军队、武警、人民群众共同在边境地区建立了”军、警（武警）、兵（兵团）、民“四位一体的联防体系，近五十年来在打击和抵御境内外分裂势力的破坏和渗透活动，保卫祖国边疆的稳定和安全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注十四）但也有许多人把它看成一个“四不像”的怪胎–“是政府要交税，是企业办社会，是农民入工会，是军队没军费”。（注十五）

从调查情况来看，虽然农牧团场人口占到了兵团总人数的74.71％，为185.31万人，多从事种植业、畜牧业和与农业相关的农产品加工业，而非农牧团场人口只占25.29％。但是新疆许多重要企业和工业资源，却都为兵团所占。以2006年计，兵团就有13家上市公司，占整个新疆上市公司29家的43.3%。（注十六）中共不断为兵团注入新的资产来壮大这个“国中之国”，然而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企业的效益低下，并不能完全达到投入的预期目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政府的包袱。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生产建设兵团也不是铁板一块。根据2005年8月号香港《动向》杂志披露，6月至7月中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持续爆发20万人的大规模抗争，北京虽以军纪和金钱暂时平息抗争，但当年以政治口号号召青年到边疆成立的建设兵团，在政治思想工作失灵后，北京只能不断开出支票安抚，能否兑现却又是另一回事了。在6月开始的这场抗争中，10多个团场、20多万兵团成员、眷属包围并攻击了阿克苏机场、新和军用机场，当时驻军多次对空鸣枪警告。骚乱中有220多人负伤、7人死亡，他们是在冲击兵团团部时负伤的，其中也有兵团成员自焚、饮弹自杀抗争造成的。

事发后，北京方面先后派出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等12个工作组，到各兵团进行安抚工作。到了7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带来20亿元人民币的慰问金，并保证每年增拨8.6亿人民币做为兵团特殊岗位津贴，且下令落实在兵团工作10年后可返回原籍城市安家的承诺，最后才平息骚动。

兵团内部的反叛力量，未来会不会与分离主义势力结合，是可以关注的问题。但是由于种族、文化、信仰的不同与隔阂，合作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它会削弱中国的统治，因此一些“智囊”不断献策如何加强兵团。

三、镇压与反抗

根据由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炮制出来的内部报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综合报告篇报告之二，“1950~1995年新疆地区反分裂斗争的历程”透露，在中共统治新疆期间，被中共残酷镇压的重大抗争事件有以下情况：

时间名称地区定性

1946.1～1951.9乌斯曼为首叛乱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0.7.24～8.16伊宁热合曼诺夫为首叛乱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0.8.18～12.26昭苏驻军叛乱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1.10.28巩留县马力克阿吉、塔里木为首暴乱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4.12.31和阗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为首暴乱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6.3.9～11墨玉县巴海大毛拉为首暴乱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6.5.4洛浦县阿不都‧卡德尔哈日为首暴乱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6.5.24英吉沙县吉力里哈日为首暴乱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7.4.15和阗县海里其汉为首暴乱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8.5～1959富蕴县加米西提汗叛乱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8.5～1959.4富蕴县哈力曼、居开叛乱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8.10.17哈密县天山区二道沟艾力库尔班、色衣提哈木提暴乱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8.10.21～23乌苏县丹增嘉木措为首暴乱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8.12.9～11拜城县以艾山‧阿力甫为首暴乱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62.5.29伊宁“5.29”边民外逃事件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68～1970.3“东土耳其斯坦人民革命党”反革命集团案南北疆反革命武装叛乱
1969.8.20喀什、麦盖提以阿洪诺夫为首反反革命武装暴乱

南疆外逃

1980.4.19阿克苏“4.9事件”南疆政治性动乱
1981.1.13叶城“1.13”闹事骚乱南疆政治性动乱
1981.5.27伽师县反革命武装暴动南疆反革命武装暴动
1981.10.30喀什“10.30”事件南疆政治性动乱
1985.12.12乌鲁木齐“12.12”事件北疆政治性动乱
1988.6.15乌鲁木齐“6.15”事件北疆政治性动乱
1990.4.15阿克陶县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南疆反革命武装暴乱
1991沙雅50万元抢劫案南疆政治性动乱
1992.2.5乌鲁木齐“2.5”爆炸案北疆政治性动乱
1995.7.7和阗市“7.7”严重打砸抢事件南疆政治性动乱
1995.8.14伊宁“8.14”非法游行事件北疆政治性动乱
（注十七）

上述的“报告之三”是“1997年：新疆反分裂斗争进入更加严峻时期”，报导该年的重大反抗事件有：

1997.2.5～9伊宁数百人（最多到一千人）严重骚乱，是近年来最严重事件。
1997.2.25乌鲁木齐市发生三宗公交车系列爆炸案。

1997.6月下旬，伊宁市发生数宗破坏通讯实施与暗杀事件，并袭击公安警车。由于当局破获“暴力”及与摧毁地下武器库，“七一大干”计划失败

1997.7月上旬，霍城县一名维族的“优秀共产党员”被杀。（注十八）

报告分析分离主义势力的新动向与特点是：

1.组织更加严密；

2.分裂组织的能量和分裂活动的规模、范围扩大；

3.分裂组织成员日趋知识化、年轻化和多元化；

4.暴力恐怖活动向武装对抗转化；

5.军事上内外联合，扬言要施行武装割据；

6.中亚三大分裂组织联合，筹划与西亚的分裂组织联合，政治与军事结合成为首要战略选择。（注十九）

这是观察新疆分离运动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标志。

由于中国当局的无情镇压，因此这份报告中的“1999年：科索沃危机后新疆反分裂斗争形势的新变化”，虽然认为民族冲突与宗教纷争已成为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直接原因，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已经成为美国为首的西方所奉行的国际新法则，并且预言“科索沃危机及其结局也对当前新疆反分裂斗争产生了较为强烈的负面影响”，但是中国的“严打”高压政策奏效，这年并没有发生重大的骚乱事件。到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中国更把新疆分离主义活动列为国际恐怖活动“名正言顺”进行镇压，使分离活动，至少是暴力形式的分离活动暂时沉寂，只发生一些零星事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司马义．铁力瓦尔地2004年4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疆近几年非常稳定，没有发生一宗爆炸事件，也没有发生一宗暗杀事件。（注二十）

这个沉寂时期，也可以视为分离势力在残酷镇压下相应的退却，转入思想动员与物质准备时期，反抗斗争不会就此停止，而中国政府也不会就此停止镇压。例如2002年9月底，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表示，中共安全单位9月15日在新疆南部阿图市近郊一处村落破获一个庞大的地下军火库，逮捕数名维吾尔青年，并起出数百支土制枪械与手榴弹。（注十九）2005年，新疆警方再次捣毁了当地一个经常制造暴力案件、在新疆为害数年的暴力恐怖团伙，其领袖阿布杜拉‧库尔班被击毙。（注二十二）

根据该份内部报告提供的资料，1990至2000年6月，中共镇压新疆的“暴力恐怖案件”有如下的数字：

1.发案情况：发生暴力恐怖案件253起；打掉分裂和暴力恐怖组织、团伙503个；共立宣传煽动性案件953起（其中反标案458起，传单案107期，信件案157期，其他案件231起），破案547起。

2.收缴枪枝弹药情况：制式、自制枪枝1400余枝；各类子弹16.5万余发电击仿真手枪2.7万余枝；炸药41吨多；制爆原料4000公斤；爆炸装置750枚手榴弹、手雷5980余枚；雷管、拉火管7.5万枚；震源弹200余枚；导火索8万米。

3.依法处理情况：依法处理6328人次，其中劳教1069人，判刑976人。

4.发生武装对抗、枪战情况：枪战57次，公安民警和武装官兵牺牲26人，受伤74人。群众死亡140人，受伤371人。共击毙暴徒106人。（注二十三）上述的“暴力恐怖”、“暴徒”等称呼引用原文；实际上最大的暴徒与恐怖份子是中共自己。而上述案件中，又有多少冤假错案？因为历史证明中共是炮制冤假错案的能手。

而在这以后，中共对维族与分离主义者的镇压也绝不手软，下面是几个例子。

总部位于德国的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2001年3月中旬，三名疆独支持者分别是海米提迈迈提、伊里牙孜和卡森穆被秘密判处死缓，新疆当局在判刑后个多月都没有将判决书及判决结果告诉他们的家人，有违国际惯例。*（注二十四）

几天之后，迪里夏提又指出，中共于二十七日上午在新疆巴音郭楞自治州库尔勒市，以分裂国家、极端宗教主义等罪名，宣判六名维吾尔族人死刑，并在宣判后立即执行枪决。迪里夏提还公布了死者的名字。（注二十五）

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同年6月19日再提供消息说，新疆伊黎地区中级法院前天审理三十六名罪犯，其中包括两名新疆分裂人士，当中一人被判决死刑后实时枪决。中心发言人迪里夏提还表示，据他们了解，新疆自该年起严打分裂活动以来，至今已处决了五十多人。（注二十六）

7月9日，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再次透露，近日新疆伊犁法院判处了两名新疆维吾尔分离分子死刑，另外四人五至十年不等徒刑，罪名是进行分裂活动。上述6人于1998年被捕，近日才被宣判。（注二十七）

2001年的“九一一”后，中共的恐怖镇压更加“有理”，海外媒体却报导说：藉着全世界反恐怖的势头，中共近日对新疆维吾尔分裂主义运动开展新一波的“严打”行动，已有多名分离主义分子被捕或处决。而且中国大批反恐怖专家近日已陆续到达新疆，建立反恐怖安全网，严防恐怖份子入境及疆独分子滋事。喀什少数民族宗教事务局官员证实，过去几周来，当局已逮捕许多人，当中包括分离主义分子与刑事罪犯，喀什周围的数个县亦举行公审大会，对一批重犯执行宣判与处决。（注二十八）11月11日，新疆法院再将24人判刑，其中4人死刑，其他重刑。（注二十九）而东土信息中心虽然多次否认维吾尔民族运动与恐怖组织有任何关联，但是国际大气候显然对他们十分不利。

根据邓小平在80年代对“严打”所下的定义，就是镇压时必须“从重从快”，以达到“威慑”的效果。于是才有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宣布“稳定”之说。但是这仅仅是治标而非治本，不久叛乱活动又开始活跃。例如2005年1月20日中午一时三十分，一辆中型巴士从新疆克拉玛依市开往乌苏市，行经新疆三一二国道与二一七国道交界处时突然发生爆炸，至少造成12人死亡。（注三十）

（四）新疆未来

2004年9月，若干维族人士宣布在美国华府成立“东土流亡政府”，但是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流亡海外的最具代表性的维吾尔人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目前不作任何表态，但我们很可能不予承认。这显示即使分离组织。可能也有若干互不统属，甚至互不知晓的不同派系。

2005年3月，在1999年即被中国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判监8年的维族富商热比娅提前获释，流亡美国与夫团聚，控诉中国迫害新疆人权。2005年9月，东土耳其斯坦解放组织向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的东突信息中心传了一盘录像带，宣称，将开始用一切手段向北京政府发动武装战争。这是新疆的分离组织首次公开宣布采用武装斗争形式争取独立。这两者是否有必然联系，并不清楚。

由于美国“反恐”处于僵持状态，所以新疆分离主义活动还很难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热比娅到美国后，虽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对新疆分离主义的活动还没有太大的刺激作用。然而热比娅2006年11月下旬在慕尼黑当选“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新一届主席。正是开会的那两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判处热比娅儿子阿里木．阿不都热依木有期徒刑7年，罪名是“逃税”。热比娅发表声明指中国政府是因为她的当选，对她在新疆的儿子采取报复行动。第二年4月，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又把她的另一个儿子阿布力肯木．阿布都热衣木，以煽动分裂国家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显然，他们都成为中国政府牵制热比娅的人质。

中国如此蛮横，迫使本来态度暧昧的美国总统布什利用出国机会于2007年6月5日在布拉格会见热比娅，并公开指责中国关押热比娅的子女是为了报复。11月，热比娅接受“大赦国际”日本分部邀请，在日本进行三个星期的访问，并在东京都内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热比娅表示，维吾尔族人的人权状况正在恶化，呼吁日本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合作。她感谢日本政府对维吾尔族学生的支持，全世界只有日本有二千多名维吾尔留学生。她认为日本是亚洲最有实力的民主国家，希望日本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合作。热比娅也对日本政府发给她访日签证表示了感谢。日本媒体则称她为“维吾尔人民的精神母亲”。显然中国政府越来越残酷的镇压引起国际的反弹。当然，这也与北京要举行奥运，西方国家要北京改善人权有关。（注三十一）

近来，新疆分离主义活动更着重在宣传与争取年轻人方面。香港“大公报”报导说，近两年，在新疆周边，冒出了一些设在境外的电台，他们用维吾尔语播音，宣扬极端宗教和东突分裂理论；同时，还在境外出版鼓吹分裂思想的书籍，偷偷在新疆传播。据称，这些书籍的宣传技巧“比国内的政治思想工作更有效果和煽动性”。这些小册子通过诸如“清澈的河流是因为外来的鱼进入才变得浑浊”、“住自己的房子和租别人的房子住，哪个更舒服？”这样的故事来传播分裂思想。此外，他们通过开办大量的地下经文学校，招收那些因贫穷上不起学，或者中途辍学的青少年，向其传授极端宗教和“东土”分裂思想，鼓吹圣战战。（注三十二）1998年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开播维吾尔语播音，以及中亚及沙特阿拉伯的维吾尔语播音，曾使和阗地区的半导体收音机被抢购一空。（注三十三）2005年为了确保自治区成立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期间的社会稳定，当局下达文件，要求新疆执法部门彻底清查境外卫星电视设施，尤其是台湾的卫星电视设施传销网络，以彻底杜绝新疆居民非法收看境外的新闻。（注三十四）

新疆分离运动没有被中国政府镇压下去，也逐渐摆脱被中国指控的“恐怖份子”阴影而有国际化趋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面对维吾尔人的自治和信仰自由的要求，北京没有任何反省，唯一的回答就是镇压，从而加剧矛盾。为了反抗暴力镇压，出现暴力反抗也不足奇。北京把这种反抗称之为“恐怖主义”，难道暴力镇压则成了文明行动了？有的人因为寻找外援而加入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就被中共作为打击所有分离活动的借口，全成了“恐怖份子”，可是中共自己向塔利班政权提供导弹等武器，以及为他们铺设光纤电缆等设备，又该做何解释？（注三十五）中共“贼喊捉贼”，骗得了一时，骗不了永久。

在中共制造的“稳定压倒一切”图腾下，新疆的“稳定”当然也要压倒一切。在马大正那个报告中，他说：“社会稳定和民族繁荣有赖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又必须要有社会的稳定做保证。”但是在“经济”的掩护下，他话锋一转，却大谈“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存在着诸多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列举了四大问题，反对分裂主义斗争是新疆当前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着力做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大文章，宗教问题，民族意识问题。除了“人民内部矛盾”他轻轻带过以外，其他三个问题里又有许多小问题，例如境外分裂主义势力新动向，妄图使东土问题国际化，叫嚣武装斗争，非法宗教活动继续蔓延，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的刑事案件日益突出，分裂主义分子重视舆论宣传，还有什么私人擅自开办经文班，阿訇进行破坏婚姻法、反对计划生育的活动，强迫不信教的人信教等等。总之，中国政府致力发展经济，新疆的不稳定来自宗教与民族问题。（注三十六）这种思维方式至今未变。

中国政府如果不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权与宗教信仰，可以说新疆的“稳定”就遥遥无期。用移民汉人来搀沙子的办法，只能增加未来解决新疆问题的复杂性。至于中共特权阶层如王乐泉说什么“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都是欺人之谈。我们知道，2007年第一期的“财经”杂志封面故事详细报导山东第一大企业、同时也是全国电力系统最大职工持股企业的鲁能集团，经过一年多辗转腾挪，庞大的企业王国已悄然易主，由“国有”改为“私有”，两家北京私人企业“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以37.3亿的收购价，获得总资产高达738.05亿的鲁能集团91.6％的股份，“蛇吞象”成功，而新公司董事会大部份成员仍为国企时的高层。这则消息震撼全国。当时网上有一则报导说：“据网民在《财经》杂志的留言中揭发，鲁能事件可能涉及最高层，一位显然是鲁能职工的网民，说”众人猜测曾姓、俞姓、王姓董事“。据知情人士说，这三位其实直指当今最高层某位和两位位列政治局的封疆大吏。《财经》杂志的文章中，其实也暗射了这一层，在分析鲁能新股东之一的国源联合时，就指出该公司的前任董事长叫王XX，暗示其与新疆的关系。”（注三十七）曾、俞、王，乃曾庆红、俞正声、王乐泉是也。为此，中国国内的网站立即被奉命禁止报导这件事。这就是王乐泉父子的“国家利益”。这种对“国家利益”的掠夺，与对新疆的掠夺，是多么的相似﹗

着力于研究西藏与新疆问题、并且深入到这些地区的中国著名作家王力雄，在他的“新疆追记”一书中说：中共在新疆问题上这样一个关键的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成为近年中共治理新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他认为：“如果把新疆的主要矛盾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就等于先天地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集团，并且使他们之间互相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的。首先汉族肯定不会要分裂，其次汉人很少信仰宗教，尤其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所以把分裂和宗教问题定为新疆的主要危险，就会导向一个必然的结果–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依靠力量，而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

于是就会发生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汉族把当地民族当作防范对象，当地民族最终就会真地被推到敌对一方。在我看来，这才是目前新疆最大的和主要的危险所在。”

其实新疆的民族矛盾与冲突不是没有相对“和平”的时期，那就是文革后期的七○年代。那时新疆的汉人忙于“内战”，放松对其他民族的压迫；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八年期间由维族的赛福鼎担任新疆党的第一书记，也采比较宽松政策，因此新疆没有出现大的民族冲突。可是北京对“疆人治疆”始终不放心，文革结束后的一九七八年，赛福鼎被调到北京，民族冲突再没有缓和下来。

北京与西藏流亡政府有时还有沟通，对新疆分离主义势力则态度非常僵化，也许是因为两者的宗教与国际背景都不同，香港《星岛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西藏小组由贾庆林担任组长，公安部长周永康、中央统战部长刘延东等担任副组长；新疆小组则由罗干担任组长。（注三十八）中共十七大后罗干退休，政策会有变化吗？然而只要中国共产党不愿在中国推行自由民主、尊重人权与宗教信仰的政治改革，共产党就不可能改变这些观念，新疆的问题也就没有解决的希望，对西藏的“怀柔”也只是一场骗局而已。胡锦涛的所谓“和谐”只是空谈，换来的却将是更多的流血。

注一：中国新闻网2007.12.15
注二：世界日报2007.11.19
注三：凤凰卫视：邓稼先夫人访谈
注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1954年11月1日）；“1955年人民手册”（大公报出版）P.251
注五：《学习》杂志1952年7月号；“1955年人民手册”（大公报出版）P.252
注六：中央社香港电讯2005.1.3
注七：本人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时听党干部说的。新华社在赛福鼎逝世时所发表的生平中说：“1935年，他为追求真理，赴苏联留学，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熏陶，奠定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思想基础，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1949年10月15日，赛福鼎同志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了他的申请。同年12月27日，赛福鼎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疆维吾尔族最早的共产党员。”

注八：“现代中国政界要人传略大全”P.142
注九：明报2001.9.2
注十：新华社2002.6.7
注十一：自由亚洲电台2002.6.5
注十二：中央社北京电讯2006.2.2
注十三：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8528.htm
注十四：《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
注十五：王力雄：“新疆追记”
注十六：http://business.sohu.com/20070207/n248106057.shtml
注十七：马大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P.32
注十八：同上，P93-95
注十九：同上，P95-98
注二十：香港明报2004.4.13
注二十一：中央社安卡拉电讯2002.9.30
注二十二：人民网2005.8.25
注二十三：马大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P.126-127
注二十四：香港苹果日报2001.4.22
注二十五：中央社台北电讯2001.4.28
注二十六：中央社香港电讯2001.6.19
注二十七：中央社香港电讯2001.7.9
注二十八：中国时报2001.9.29
注二十九：中央社香港电讯2001.11.14
注三十：中央社台北电讯2005.1.20
注三十一：见2006~2007年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亚洲电台等有关报导
注三十二：大公报2007.2.22
注三十三：马大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P.115
注三十四：中央社香港电讯2005.8.1
注三十五：国际前锋论坛报2001.9.12，亚洲华尔街日报2001.9.13，中国时报2001.9.29
注三十六：马大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P9-15
注三十七：魏民延：“中国良心”胡舒立揭黑直指高层腐败（博讯2007.1.13）
注三十八：香港星岛日报2007.4.17

在2008“二二八事件与人权正义-大国霸权V.S.小国人权”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稿2008.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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