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尔开希谈中国民主化与民族自决

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开始，吾尔开希一直是「六四」学生领袖之中备受注目的一位。而二十五年之后，「维吾尔族」这样的身份，让他在思索中国民主化问题时，更多了一份痛苦和责任。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三日，当时的台中市长张温鹰亲手将一纸「中华民国身分证」颁给一位六四民运领袖，身份证上记载的正式姓名是「吾尔开希．多莱特」。

在六四学运领袖中，选择入籍台湾而获得中华民国公民身分的，吾尔开希目前仍然是唯一一位。

儘管拿到了台湾身分证，但「异乡人」却是吾尔开希挥之不去的身份：在台湾，他仍是以「大陆民运人士」的身分被人认识；往前看，在美国，他是「中国人」；而当年在北京念书时，他是来自新疆的维族人。

可能就是这种天涯海角，无处不是异乡人的感受，让吾尔开希比起其它海外民运领袖更希望回到家乡，即使是家乡的看守所。从二零零九年起，他通过澳门、东京和香港的中国驻外馆处，三度表明要向北京当局「自首」，却一再被拒于家乡的大门外。

吾尔开希选择这种「飞蛾扑火」的方式回国，一如八零年代台湾戒严体制松动时，流亡在美国和日本的异议人士，纷纷通过偷渡等方式回到台湾参加民主运动。台湾民进党现今不少台面上的政治领袖，都有「偷渡罪」的前科纪录。

吾尔开希在六四晚会的台下接受访问时的谈话，也在向外传达他已经闻到了中国将发生巨变的气息。他说全世界对六四这个日子的关注，和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再仅仅是缅怀当年的死难者，而是大家几乎都清晰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残暴屠杀和谎言，有一点坚持不住的印象。

他更大胆预言， 五年之内，在刘晓波释放出来时，会是一个很大的契机。

另一个让吾尔开希亟欲回家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始终不愿核发护照给他的父亲，以致于连出国探视吾尔开希都不可能。而这一点，直接和中共当局统治维吾尔族的政策有关。

八九事件之后的二十五年，维吾尔族和中共中央的关係日益恶化。这刺激了吾尔开希必须深度思考「缓解民族矛盾」和「国家民主化」之间的关联。他分析过去二十五年，中国的民族问题变得比过去严重得多。在八九年当时，如果学生们还觉得民族问题有可能通过政治改革和实现民主解决，因为届时不同民族可以找到自己的尊严和生存之地。但今天已经不存在这个条件，民族之间的仇恨，已经成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最严重的障碍。

身为一个「维吾尔族」的「中国民运人士」。吾尔开希说自己对当前的情况既感到痛苦，也有深刻的责任感。以前可以希望通过政治解决，但未来可能要诉诸更高层次的个人情感、价值观或道德感召这种方式来呼唤和解。但这个挑战其实非常大。

吾尔开希强调，「民族」与「民主化」之间最大矛盾正是来自现实。因为在民主化以前，不会有「民族自决权」的可能。少了「民族自决权」，就根本谈不上独立。如果一定要在这种状况下独立，双方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最后的结果也会让人很担忧。

记者问，即使中国完成民主化，「民族自决」的理念就能被广为接受吗？吾尔开希也没有把握。他认为如果将来中国实现了民主，「民族自决」的概念能不能充分而全面地被认可，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他相信只要是尊重民主原则的人，最后一定能够接受「民族自决」。到了那时国家、社会还是需要理性与和解的声音，「我们到那时能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变成很重要的课题」。

（记者：李潼  编辑：吴晶）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al-060520141033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