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尔开希参选声明：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是光荣的（全文）

经过审慎考虑，我决定参选台中市中西东南区立法委员补选。
    
    自太阳花学运开始，至此次九合一选举结束，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台湾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仅将其称为民主2.0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权力不再来源于世家，不再来源于派系，也不再来源于僵化的所谓蓝绿分野。台湾未来的政治语言将会是相信，相信的力量其实始终存在于台湾，但从今以后，这个力量将超越蓝绿，超越激情，建立在自主和理性的精神之上，这是我参选的动力来源，胜选的信心来源。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结束在美国旧金山的学业之后，搭上华航班机，来到台湾，开始了我自此十几年的“台湾人”生涯。
    
    台湾，对于任何一个大陆人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我童年，文革时期，台湾是宝岛，但也是需要去“解放”的宝岛。我们那时被灌输的概念是所有专制国家同样简单的概念，那就是，“我们的国家是最好的，我们的领袖是最伟大的，我们的敌人是最邪恶的，我们的敌人统治下的人民是最不幸的。”后来知道，台湾当年对人民的教育也是一样，我确信党年的纳粹德国、今天的金氏北韩也都一样。
    
    但当年中国的敌人可不止蒋介石，还有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还有尼克松、卡特；但台湾和美国，和苏联还是有不同待遇，台湾是宝岛，台湾人民是同胞，台湾有美丽的阿里山、日月潭；而我们不需要去爱美国和苏联人民，没有被教育去向往落基山、伏尔加河。我们每次提到台湾，哪怕是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也必定是充满柔情。台湾，对于中国人一直是一个神秘、美丽、遥远不可达的童话地方。
    
    但当然，除了文革时期赤裸裸的欺骗宣传，说是苦难的台湾人民在蒋匪的残暴统治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之外，那段时间关于台湾的信息极少。我还记得，八零年代初，那是个什么都在变，越来越开放的时代，连电视新闻也从三十分钟制式八股，变成六十分钟相对活泼再加上国际新闻的节目，即使如此，关于台湾的新闻也是绝无仅有。但某一天开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结束时的各地天气预报决定增加了一个城市，叫做台北。当人们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听到“台北”的播报时，应该都是屏气凝神的，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十来岁时所看到的那个画面，那是一个巨大的红色中国式建筑，矗立在半山。多年后，我知道了那是圆山饭店，再多年后，我亲身踏足进入了那个富丽堂皇的大厅，甚至在那家饭店住了整整一个月，至今，那里的一楼大厅后端气派非凡的三层步梯后面藏着的一家面点餐厅，仍然是我在台北最爱去的午餐地点之一。
    
    圆山饭店的画面作为台湾的具象映在我脑中之后几年，台湾电影《汪洋中的一条船》获准在大陆上映，应该是在一九八四年前后吧，我还是个初中生，坐在电影院里看着当时并不认识的秦汉所饰演的从未听说过的郑丰喜的励志故事，目不转睛盯着电影画面带到的台湾的面貌，台湾人的面貌，故事反而没那么注意。台湾，这个过去遥远、神秘的地方变得真实，而且与我们过去所想象的和被要求想象的样子都不一样。
    
    记得学运期间，接触到很多国外来的记者，通过这些记者可以了解到很多国外的事情。这时的中国已经开放十年，但信息流入的管道仍然有限，而且被政府严格监控。我们宛如透过窗缝看着外面的世界，用想象力把零落、片段甚至扭曲的画面重组，形成我们的世界观，每天可以接触很多国外来的人，跟他们谈到我们关心的事情，这是学运期间我们这些“学运领袖”才有的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殊荣。这些外国记者之中最多的是香港人，但往往令我们更感好奇的是不多的几位台湾记者，他们也许不像香港记者那么积极、那么兴奋；但似乎更安稳也更能理解我们的渴望。我还记得在那时认识了后来成为台湾电视媒体红人的郑弘仪。
    
    这时，我们已经知道台湾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的、富足的地方，那里的人民比我们幸福得多，但当然，这个时候，我们早已经知道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比我们自由、富足而幸福。只是这台湾人的幸福却因为我们从小被培养出来的同胞观念依然存在，而变得那么直接，可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羡慕甚至嫉妒在里面吧，算不算是向往呢？没那么简单，但想要知道更多，想要了解更多却是绝对的；当然，也会不切实际地幻想有朝一日能够到那里。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我以民运人士身份受邀第一次踏上台湾，参访一个月，从此与这里结下极深的缘份。之后的六年，我每年至少在台湾一个月，有时长达两三个月，并在美国与一位台湾女生交往，九四年与她结婚，九六年终于决定到这里生活，从那时至今超过十八年。
    
    从一九九〇年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时，我曾目睹台湾仍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状态下监控媒体，还只有三家电视台，白天与宋楚瑜会面，我所有不客气的言辞，到了晚上新闻播出时居然都被“美化”。我还曾亲眼目睹在台湾学运的促成下，国是会议的召开、万年国会的终结；一九九一年，李登辉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有线电视在台湾从非法的“第四台”到全面合法且遍地开花几十个电视台；九四年历经极其对立的族群选举之后，陈水扁以“快乐、新希望”为口号当选台北市长；我曾目睹新党的成立，甚至在召开记者会的那一天还在赵少康办公室与他会面，也曾目睹新党的由盛而衰；当然，在取得台湾户籍之后，更第一次投票，亲身参与了两千年，陈水扁当选总统，台湾迎来政党轮替的那次大选。九八年开始，我在台湾媒体以政治评论人的身份亮相，及至二零零四年，更亲身参与了孤挺花学运，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了更直接的关系。
    
    今年年初，我走上被占领的立法院主席台，从陈为廷手中接过麦克风，对着彷佛二十多年前自己的那些年轻人，充满激情的高呼：“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是光荣的！”
    
    其它的大陆民运人士及流亡者对我都有一分羡慕，那就是我可以住在台湾，同文同种带来生活的便利以及饮食购物的舒适自不在话下，但这还不是我被羡慕的原因。我的这些流亡伙伴大多都有坚定的性格，外在环境不是他们最在乎的东西，而且很多流亡者都能够在语言文化各方面充分融入他们所在的不同文不同种社会，生活在异国并不致给他们带来不便不适；他们对我的羡慕是另一个层面的：他们羡慕我在流亡的状态之下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国家。
    
    我在台湾有了家庭，成了“台湾女婿”，但这并不必然给我带来归属感。初来时，我享受着太太家人完全接纳给我带来的温馨，弥补一些我对远在新疆无法见面的家人的思念；沉浸在台湾人的热情中；享受着台湾的现代文明；实践着台湾的自由；如饥似渴地学习台湾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宝贵经验；说实话，当然喜欢台湾，但，是以外人的身份喜欢着，羡慕着台湾。
    
    因为喜欢，自然关心，而进一步就有了承担。尤其我的两个孩子在台湾出生、成长，我不仅是“台湾女婿”，也是“台湾之子的爸爸”，从关心教育，关心治安，到进一步关心政治，都不再仅仅是以外人的身份。一九九八年，我开始在台中全国广播主持谈话性节目，在call in听众的鼓励和带动之下，那些过去以外人身份小声谨慎表达的“观察、想法”慢慢转化成为在地的大声疾呼的“意见、批判”。这节目被热烈的接受了，我的台湾人身份被平静地接受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取得了台湾身份证，开始纳税、投票，对自己的台湾人身份也已经能够完全从容以对了，流亡者特有的一种焦虑还在，但另一种踩在自己家乡土地上的笃定也在同时慢慢滋生。正是这种笃定，让我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关心自己国家的出发点，在报刊、广播、电视毫不保留地表达我对政府、对政党、对政治人物、对媒体甚至对台湾选民的严肃批判，到了二〇〇四年，我更直接投身到中正纪念堂广场的学生运动，在凯达格兰大道跟台湾人民一起，投身到公民运动中！
    
    我自认我的初衷是正直的，我的立场是客观的，但当然任何意见表达出来，听到的人的感受都会见仁见智。对我所表达的意见，台湾社会有相当的肯定，同时不以为然者也必定大有人在，也许是政治立场的不同，也许是看到了我自己看不到的盲点，我对于这些指教也都能虚心检讨，而最令我感动的是无论多么对立，我“是不是一个台湾人”从来不是问题。
    
    我的流亡伙伴们羡慕的正是台湾接受了我成为完整的台湾社会一份子。而今，我从容、笃定、倍感光荣地接受这个身份，并深怀感激。
    
    这十八年，台湾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称羡，但今天的台湾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而我们的挑战中既有契机，也有威胁，赤裸裸的以及隐晦的威胁，而这挑战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这个我出生的地方。如何面对这个挑战，是所有台湾人共同的课题。
    
    我深信对于台湾的深厚情感是台湾最重要的力量源泉。作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人士，我对于台湾这个地方的深厚情感，甚至胜过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因为我深知我的爱是超越人亲土亲的格局，我曾誓言，如果中共武力侵犯，我这个非暴力主义者，愿意拿起枪，捍卫这里每一吋自由的土地；而这样的情感，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期待功利算计，只在意权力利益的朝野政党了！
    
    我深信，深化民主是面对这挑战的不二法门。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对于民主价值的坚持，对于这体制变革的研究，对于台湾问题的思考，过去多年不断深化，也曾以各种文字语言，在华文及世界各种媒体平台，备受检验；这样的坚持，我们今天也无法期待深陷于自身泥淖的朝野政党了！
    
    我深信，面对这挑战的对手，保持坚定冷静，并知己知彼是必备条件。作为一个多年的抗争者，我深知勇敢的价值；面对中共这个强大的对手，我深知充分了解这对手的重要性；而这些，我们也不能期待贪婪怯懦、民粹狭隘的朝野政党了！
    
    我们只能期待自己，而我愿意承担着选民的期待，进入国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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