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自治的权利

二战以后，随着自由民主制度在世界的普及，随着“人权高于主权”原则的深入人心，解决由少数民族要求自治和独立而引发的民族矛盾，全民公投越来越成为具有权威合法性的通行手段，住民自治也逐渐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这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在族群权利上的应用──在尊重大多数的同时更要尊重和保护少数──全民公投体现了尊重多数的民主原则，住民自治体现了保护少数的原则。而那些仍然沿用殖民时代的弱肉强食法则、对要求独立或自治的少数民族进行强制压服的政府，越来越遭到国际社会的道义谴责和实际制裁。

在世界范围内，大凡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在解决民族矛盾时，都遵循了住民自治的原则，都用全民公投来解决问题。独裁国家则大都相反，不尊重住民自治，不通过全民公投，而是采取强制、甚至武力解决的办法。科索沃问题最后演变成流血冲突、甚至战争，就是最近的例证。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之尖锐一点也不次于其它的社会矛盾。西藏、新疆和台湾的问题已经国际化，处理不好很可能成为全面危机爆发的导火线。我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是全民公投；在现实条件还不具备之时，退一步也要在尊重住民自治权利的底线上进行和平谈判。奇怪的是，大陆的有些民运人士，在抽象的人权层次上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而在涉及到中国的少数民族的自治诉求时，则显得犹豫不决或干脆就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如果从复杂的现实政治层面考虑，这种立场多少还可以得到策略上的辩护；如果是出于信奉大一统的传统，那就是观念上的无知，甚至就是道义上的歧视。在自由主义看来，一个人可以自由确定自己财产的归属，难道祖祖辈辈都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劳作于斯的少数民族，还没有决定自己民族的归属的权利吗？

达赖喇嘛提出西藏自治的要求，不仅在道义上理由充足，而且在现实上也表达了和平谈判的诚意。台湾新政府承诺不进行公投，是迫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而做出的决策。这并不等于台湾人民没有用公投来决定自己归属的权利。

（2000年11月24日于北京家中）

刘晓波：自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