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大自然的报复：武汉淹城

6月30日以来，中国长江中下游经历严重洪涝灾害，沿江数省受灾人群近3300万人。湖北省灾情最重，计17个市、80个县与1162.85万人受灾。官方宣传仍然是老套路，即政府如何关心民众疾苦、军队如何奋不顾身之类。但我注意到几条信息，一是三峡与洪灾的关系再被质疑，二是湖北成为重灾区，省会武汉成为水域。上述两点，说明水灾如此严重，实有人祸因素。

每遇洪涝灾害，三峡工程就成质疑目标

话说当年论证三峡大坝的好处，一是发电，二是可以有效地控制下游水量。但自三峡工程投入使用后，人们感受到的情况正好相反：下游干旱时，大坝需要蓄水，出现与下游争水的情况；下游发生水灾时，三峡却需要泄洪，加重了下游灾情。前些年发生洪灾时，国内网友发帖，说看到的水是清水，是三峡泄洪下流的水。今年据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湖北江夏柯先生，他也证实了长江流域的一些蓄水工程系统早在7月1日就已经开闸泄洪。

前几次官方回应这种说法，只是让几个三峡工程的部门主管出面声称，并未有泄洪之事发生。这次为了“取信于民”，《中国青年报》于7月8日发表专题采访《四问三峡大坝：武汉洪灾和三峡工程有关系吗？》，这四个问题依次是：1、三峡工程防洪功能分为救人与自助，目前三峡的功能无可替代；2、有了三峡大坝，本次抗洪中近4成的洪水流量被削减；3、三峡大坝与本次湖北洪灾没有关系。没有调洪是为了应付更大洪灾，比如四川即将到来的大洪峰；4、根据以往规律，长江中下游汛情一般来得比上游早，今年由于有了三峡，如果出现上游大洪水，相比于1998年，下游的防汛压力会减轻。

受访者多是水利工程专家，对这些用专业知识与相关数据组成的一连串分析，外行人无法置喙。《人民日报》等官媒多转载此文，以期降低质疑之声。但由于现在政府与官媒信誉极差，专家早就被网民蔑称为“砖家”，关于三峡大坝的作用之评价，就只能是平时存而不论，一遇洪灾就受到质疑，然后官方民间各自解说。

三峡大坝开闸放水，以降低宜昌水库的水位（2007年6月20日）

武汉淹城：填湖造地的孽报

湖北灾情为何如此严重？直接原因是湖北地区湖泊大量消失。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泊众多，对洪水具有明显的调蓄作用，强降雨时，可暂时蓄纳入湖洪峰水量，削减并滞后洪峰，减少洪水造成的危害。这些本是千百年来的治水常识，但自中共执政以来，常识不管用，其乐无穷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成了常态。

湖北号称“千湖之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星罗棋布的1309个湖泊就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出一幅水乡泽国风光。湖北省水利厅2009年发布的《湖北省水资源质量通报》显示，湖北现有百亩以上湖泊仅574个，平均每年有15个大湖消失。几年过去，如今这些湖泊只剩下300余个。

湖北湖泊迅速消失的原因，以80年代为界，此前是因为吃不饱饭，向湖泊要地种而围湖造田；自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因城市建设缺地而填湖建房。

第一轮急剧消失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全中国响应毛泽东“战天斗地”的号召，向大自然要粮，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据《湖北湖泊面积五十年消失过半，加剧洪涝灾害》引用数据，湖北省在20世纪50年代曾有0.1平方公里以上大小的湖泊1309个，湖泊总面积8503.7平方公里。由于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到80年代时，湖泊数量下降到838个，湖泊面积缩减为2977.3平方公里。湖泊容量也从50年代的130.5亿立方米下降到56.9亿立方米，下降了51%，而有效调蓄容积仅为30亿立方米，只是中共建政初期的26.6%。江汉湖群中最大的洪湖在30年间面积下降了38.9%，蓄洪量也降为10.19亿立方米，调蓄洪水的能力严重退化。

第二轮则是近20余年间的填湖造房。随着房地产开发成为一个高盈利行业，武汉等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将主意打到了湖泊上，填湖盖房成为趋势。其间也有一些反对声音，但填湖愈演愈烈，大量湖泊永远消失，仅剩下一个地名供人追忆。2012年4月，武汉沙湖填湖事件被CCTV专题曝光后，湖北省与武汉市政府一度发起所谓“湖泊革命”，整治破坏湖泊的房地产建设工程。但这种运动式的整治并未能阻止填湖建房风潮，据说仅武汉一市，因房地产开发就有近百湖泊消失。

这次水淹武汉，在渍水严重的地区，很多原来都是承担蓄水、分洪功能的湖泊、湿地，被填之后建成住宅小区，每逢下雨，居民就被渍水困扰。今年雨水多，这些楼房就泡在“湖里”。

长江的武汉江段涨水（2015年6月19日）

清朝官员比本朝官员更有环保意识

谈到中共建政后对湖泊的过度开发，我就想起一件往事。

当年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因写作《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皇朝经世文编》收集的清代官员奏疏让我很受震动。按照大学历史教科书的说法，自清代中期开始，官员瞒旰昏庸，无能之极，只知贪污敛财，不理国事民事。但那里面的奏疏却表明，不少封疆大吏对本省民情、农商经济都非常熟稔，且深知其利何在，其弊何来。本文只以乾隆时期湖南巡抚杨锡绂的《请严池塘改田之禁疏》为例。清中叶乾隆时期，中国人口已达前所未有的3亿，导致人地关系紧张，无地农户大量增加，人们开始在湖泊河滩上开垦种植。杨锡绂在疏中写道，当时湖南“不独大江大湖之滨，及数里数顷之湖荡日渐筑垦，尽失旧迹，即自己输粮管业，数亩之塘，亦培土改田，一湾一涧，亦截流种稻。”“此弊不独湖南，大约东南各省无处不然。”结果是每遇洪水，漫溢为患。 湖北一地也是如此，当地官员奏称，荆襄一带湖泊广延千余里，每遇涨水，“必藉余地容纳” ，但由于当地百姓“因于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随借水粮鱼课四周筑堤以成垸”，结果洪水期至，隄塍城郭都被冲毁，数万 人被淹死。浙江等地巡抚也有同类奏折，他们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向乾隆皇帝痛陈此类弊端，希望通过政权的力量改变这种状况。

对比起如今受过现代教育、满口环保口号的官员，清代虽然还无“环保”一词，但官员那朴素的环保意识却比现今强得多。

大自然的报复，武汉淹城只是一例，这种情况在中国将看不到尽头。当年甘肃舟曲因巨大泥石流导致城毁人亡之后，我曾经写过《生态安全：一个国家最后的政治安全》一文，指出现代国家安全的保障不再仅仅涉及军事力量和武器，而是愈来愈涉及水流、耕地、森林、遗传资源、气候等环境因素。只要生态环境持续地受到破坏，就没有政治经济的最终安全。因为环境退化使生存环境恶化，生存空间缩小，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经济基础的衰退，其政治结构也将变得不稳定。结果或是导致一国内部的动乱，或是引起与别国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如今的南海问题，本质上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争夺海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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