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力哈木：和平、公开、平等、尊重、善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乌鲁木齐7·5、7·7流血事件让世人震惊。这次冲突发生的背景、原因和情势，对新疆乃至全中国民族关系的影响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具体言之，将会导致维、汉矛盾进一步激化。

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行动都应受到反对和谴责，但是，地方当局不能因此而推卸保护平民安全的责任。政府有责任公平、公正地处理民族纠纷，以免激化矛盾，更有责任发布安全警示，避免无辜平民被殃及、被伤害。

从表象来看，似乎是由广东韶关一家工厂的汉族人伤害维吾尔人的事件，演变成在乌鲁木齐的大规模抗议和严重的流血冲突事件。但我认为并非如此简单，不论地方当局如何解释、推诿，都难辞其咎。维汉之间的怨恨在加深，实乃积怨已久。汉族人认为政府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少数民族采取优待政策，日益不满；而我们维吾尔人认为在新疆，汉族成为很特殊的群体，备受政府优待的群体，维吾尔民族已在各个领域被迫边缘化。

实则新疆、西藏的族群冲突事件与内地瓮安、石首等群体冲突事件此起彼伏，揭露了中国社会潜藏的严重危机。走上街头抗议，本是公民表达民意的正当途径和合法权利，但正常的游行示威如果演化成暴力攻击，必将造成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结果就与初衷背道而驰，不仅不能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反而伤及无辜，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最终成全被军警镇压的事实。在乌鲁木齐市发生的维汉两族部分民众的游行示威中，均有激进暴徒用暴力攻击平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们谴责这种无视生命价值、暴力攻击无辜平民的野蛮行径。尤其是，此次事件明显地凸现了政府保护国民不力的严重过失，也再次暴露了政府在类似群体性冲突中，警方处置能力的严重欠缺。在现代国家，警察重要的功能包括了既要保障公民行使其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又要对于某些打砸抢烧的暴力犯罪行为进行及时的防范和制止。然而乌鲁木齐7·5、7·7流血事件，当局反应严重迟缓，措施不能及时到位，场面控制能力不强，措施和方法很有问题，导致大量的和平居民受到伤害，很显然，作为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国法律明文规定，民族自治是中国的基本制度。中国法律也明确说明，新疆是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民族是新疆的自治民族。法律还规定：“按照1984年的宪法以及自治法，少数民族有权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少数民族成员可以在地方管理机构中担任要职。他们有权维护自己的风俗习惯并享有宗教自由。自治区政府有权审议国家法律，如果国家法律不适应地方的实际情况和风俗，可以加以修改或者拒绝。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企业在民族地区进行经营活动，开发资源应该尊重当地的利益，尊重当地民族的利益。在招聘时要优先录取当地民族劳动力……”

然而，遗憾的是，这若干规定并没有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贯彻，而这主要是因为书记们牢牢地掌控着自治区大权，监督着政策的实际执行。在他们眼里，维吾尔自治区跟内地的家乡没有什么区别。更让少数民族居民不满的是，几乎没有分享到地区资源被开采所带来的利益。2002年至2008年，新疆的经济翻了一番，但经济产值的60%仍依赖能源，特别是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而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均由汉族公司经营，绝大部分员工都是汉人。1949年时，在新疆自治区只占6%的汉族人口如今却剧增到40%，这自然会使维吾尔族人的危机感也不断增长。

维吾尔人很困惑，政府一直宣传的、写在纸上的民族政策和法律究竟体现在哪里？有无公平？难道这些几乎根本没有落实的自治政策和其他针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只是凝固在纸上的承诺而已？难道这样的做法有助于民族和解、社会和谐？和谐社会究竟在何处？说到底，对各民族社会发生的各类事件，应该以法律为标准，一视同仁，公平处理。

重大流血事件，发生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盛世”中国。同往常一样，新疆当局将事件的起因、行为、责任，一律归结到“三股势力”头上，难道政府的工作做得很完美，没有任何过错？难道没有内因？难道没有社会原因？人民又一次变成不明真相的群众。从官方发布的信息来看，一夜之间，156人死亡，1080 人受伤（不久，官方正式表示，本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发生的骚乱，造成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如果仅仅是维汉民间冲突，几小时内就死伤这么多人，是难以想象的。若果真如此，那么，政府至少要承担严重失职的责任，何以未能及时制止住？然而事后，既未见当局承认渎职，也无任何官员引咎辞职，这在一个正常社会是不合理的。新疆的民族问题，就像中国其他问题一样，只有在民主机制下，通过和平、公开、平等、尊重、善意，并在法制的基础上沟通、疏导，才能得到公正和公平的解决。作为公民，应该反对和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不论这些暴力，来自少数民族、汉族、还是地方当局。

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不均衡，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应该注意到维吾尔民族在新疆越来越边缘化的实际状况。地方政府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尽量帮助各民族都能够公平地享受发展的成果。

统计数据也显示了民族间的不平等。约90%–92%的维吾尔人生活在农村，特别是新疆的南部地区。去年，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称，整个新疆年人均 GDP19000元，农村地区的人均年收入为3,800元（560美元），但南疆农民的收入还要低得多。例如，根据政府提供的数据，和田地区农民的平均年收入仅为2,226元，南疆还有不少乡村人均年收入在1500元左右。干旱程度不太严重、可以开垦的土地，条件优越的耕地，以及水源和政府投资兴办的农场，主要是由以汉族人为主的准军事化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控制。

族人的控制已经超出了能源和大规模农业等领域。比如地方当局在招聘公务员岗位时，绝大多数岗位明确限定招聘汉族。在国有企业经营的各个领域，绝大多数职位招聘汉族似乎早已成为一种“文化”。汉族人甚至还在维吾尔族传统产业上也取而代之，从传统市场到穆斯林食品，比如飞往新疆各地和穆斯林国家航班的清真食品供应权，被汉族企业家霍兰兰经营的新疆佳雨工贸有限公司(Xinjiang Jiayu Industrial & Trading Co.)所垄断，提供46种清真食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霍兰兰承认说，公司的300名员工主要都是汉族；公司里也有少数维族员工，如一位做清洁的女性，但所有的高级职位都是汉族人。当然她补充说，所有清真食品公司都要有维族员工，这是一项要求。另外，往返于乌鲁木齐和喀什的飞机虽然有许多乘客是维吾尔人，但机舱内广播使用的却是中文和英文。

一个群体的存在得不到认可，价值得不到体现，不满情绪就会继续。只靠压制是难以解决问题的。人心的满足不是以生活水平的绝对改善，而是以分配是否合理为尺度来衡量的。最重要的幸福指数是，经济繁荣是否能给人一种不断改善自己境遇的盼头。如果繁荣不能满足这两条标准，则必然是越繁荣越不稳定。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乃是隧道眼思维。

丽富饶的新疆拥有丰富的矿藏、石油天然气、煤炭、光热资源和向西开放的地缘优势。原住民的利益和要求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历史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各种意愿应该允许有合法的表达渠道，诸多关涉民族文化保存、民族权益保障、甚至民族问题，均可以拿到阳光下来讨论。并且，中国宪法所赋予的民族自治权应该得到落实。这样才能真正和平地化解少数民族的各种政治异见，否则，持续的高压虽然可以取得暂时的稳定，但高压下长期涌动着的不满情绪暗流，一旦被某个偶发事件触动，就必然会汹涌喷发。

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些才是解决维汉心结，乃至所有少数民族心结的根本。一味压制，一味回避问题，只能带来更大的反抗。维汉相争，最后只能是两败俱伤，受到伤害的还是各民族群众。

写于2009年7月7日深夜 2009年8月25日晚修改注：文章摘自伊力哈木·土赫提先生所著的《山腰上的反思》

http://sufeiyichan.blogspot.com.tr/2009/10/blog-post_86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