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依法治国”方针的矛盾信号

Andrew Browne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给世界的主要印象是，该国正在坚定地向外拓展。

海军舰队一直推进到印尼，战机在东中国海（中国称东海）活动的范围更大。一艘新下水的航空母舰则发出了中国意图进一步扩大军事影响力的信号。另外，习近平大谈通过海陆两途拓展亚洲和欧洲之间贸易的新“丝绸之路”。

然而在国内，习近平却朝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前进：上任已经两年左右的习近平正在为他所谓的“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求索一个新的道德和伦理基础，并决定深入中国历史和传统寻找。

在本周以“法治”为主题的中共四中全会结束之后，我们可能会有更多发现。该会议的成果可能是一套技术性改革措施，增强深受腐败困扰的法律体系对腐败的打击和防御能力。

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习近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求索的过程将如何引导“依法治国”（本届中共全会的官方主题），以及个人正义和党政权力之间的平衡。

一些人寄希望于能在习近平领导下实现更为温和的威权主义，即尊重个人权利、遏制政府权力。到目前为止，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因习近平在公开讲话中反复提及孔子而感到安慰。这位中国古代哲学家强调道德修养和德治。他所开创的儒家思想传统上代表中国社会统治的柔性一面。

然而习近平也祭出了中国法家思想的黑暗传统，即强调以严刑峻法来确保官员和普通民众循规蹈矩。

法家思想视法律为使独裁者把持权力的工具。他们主张使用法律作为统治工具(rule by law)，而非法治(rule of law)，后者要求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遵守法律，承担责任。

从这个角度说，习近平释放出的信号并不明确。他说他希望法庭将“权力关进笼子”。但几乎没有人会真的认为中国共产党会让渡自己的绝对统治。纽约Fordham Law School教授Carl Minzner认为，习近平对中国儒家经典的引用是在释放一个信号，即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只能是中国自身。他说，这表明中国没有实施西式自由革命的可能。

到目前为止，习近平给人的印象还是高压政治。对贪腐的残酷打压（常常绕过法律程序）已经使得大约50名高层官员以及数千名地方官员落马。本周的四中全会可能会宣布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命运。周永康是这场反贪腐运动开始以来落马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民间也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高压。对于“维权人士”来说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包括涉及从宗教自由到环境等领域的律师和活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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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北京加强了安保工作。

然而习近平将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法律化的努力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经济正在放缓，最为重要的房地产市场在下滑，本来已有所发酵的社会不安定苗头可能会因此而加剧。

在中国广阔的边疆地带已经出现了骚动。本月中国一家法院判处12人死刑，这些人被指控在新疆西部袭击并导致37人死亡。在香港，要求更多民主的街头抗议显示，即便是那些生活在相对自由和繁荣地区的民众，当看到政府不愿妥协的时候，也有可能起身反抗。

那么，让步又体现在哪里？

在一定程度上，法律系统已经在调整。今年早些时候宣布的试点改革旨在放松地方官员对法院的行政控制。目前，地方法官的遴选和薪水发放都掌握在地方官员手中，而正是这些基层地方官员普遍存在的不法行为（包括非法征地和收受贿赂）激起了社会愤慨。

如果这些改革措施能让法院的大门向受冤屈者敞开、法院的裁量权更加独立，就会具有重大意义。

但很多人对此持谨慎态度。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王朝实施的温和儒家学说一直是以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支持的。因此才有“法家为里，儒家为表”的说法。

如果司法改革最终只不过是变得外宽内严，则可能造成麻烦。仅仅是宣布四中全会将讨论法治问题就已经引发了人们对进一步放松管制的普遍期待，如果最终结果令人失望，可能会加剧习近平希望平息的社会紧张形势。

中国的大国复兴之路看来不可阻挡，但习近平也深知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习近平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稳固而长久，他在国内的行动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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