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我们会从中国听到怎样的新闻？

2030年冬天，河南数千名儿童罹患麻疹，其中几百人不治身亡。一名曾经亲自为患儿进行过疫苗接种的儿科医生对此进行了调查。结果他发现：由于错误的储存方式，疫苗针剂在注射接种的时候已经变质。这名医学工作者向当地卫生部门报告了这一发现，并且将相关信息公布在互联网上。两天之后，他被捕了，他所发表的内容也被删除。

直到一位北京高官家里的孩子患上了麻疹之后，政府才启动了调查。中央电视台很快公布了调查结果，卫生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是元凶。据称，他收受了折合150万欧元的贿赂，将疫苗的经销业务交给一家运输企业，而这家公司连一辆冷藏运输车也没有。在一场简短的公开审判中，这名卫生部高官及其同谋被判处死刑。而那个真正推动案件进展的医生，则因为”散布谣言”和”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中共多年来一直都是利用这样的压制手段稳固政权。

尽管在领导层中也存在一些讨论，即在不允许司法独立、不允许媒体对政府持批评态度、不允许互联网自由化和公民社会参与政治的情况下，能否真正赢得打击滥用职权行为的斗争。然而对于改革的恐惧是巨大的，况且只要政府能够拿出勉强像样的经济增长数据，它就具备足够的财政手段和在意识形态领域自圆其说的能力，以维持中国现状。

这一场景的设定前提是，到2030年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现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共产党决定政治并操控经济。中共的主要诉求就是维持现有的权力结构。稳定压倒一切。在政权内部，经常有人言之凿凿地指出，中国的稳定面临动摇，国家可能陷入混乱，这样的威胁论成为威权统治手段的合法化依据。然而对于权力政治现状的维持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发生变化。社会不公现象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剧。尽管国家不遗余力地进行政治宣传，但是广大民众阶层的不满情绪仍然继续增加。而即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无法改变这一现实。

经济发展

在国家强力操控之下，经济扩张的速度早已不再像中国经济奇迹时代的前几十年那么惊人，但是经济增长率仍然可观。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中西部迟来的现代化进程。国家继续为那里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城市建设进行数以亿计的巨额投资。内部市场消费因此而受益。尽管工资水平已经明显提高，但中国仍然保持着世界出口冠军的头衔。规模效应使得中国与较小国民经济体相比具有竞争优势。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执行雄心勃勃的扩张战略。在海外，人们带着”表面抗拒、私下赞叹”的复杂心情看待中国企业，并称之为”中国恶霸”（chinese bullies）。

国家的经济规划者对一些企业乃至整个行业进行扶植，比如替代驱动技术、信息技术、生物科技和机械制造。这一做法在个别领域（包括建筑机械、发电站和基础设施项目）取得了成功，但总体上讲仍然缺乏效率。中国仅仅在个别领域取得了真正的革新领军地位。大多数中国产品对于世界市场来说也仍然仅仅是品质”尚可”（good enough）。中国实行的国家调控措施还包括继续严格控制人民币汇率，将关税和市场准入作为政治施压手段，以及尝试在一些关键行业设立自己的规范和标准。对于德国企业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尽管保护主义和司法保障缺失等问题的继续存在使得中国的商业环境越来越艰难。中国技术创新力量的缺乏使得德国高科技产业得以维持在诸多领域的世界市场领导地位。”德国制造”仍然是高品质的代表。

政治与社会发展

在中国，邓小平的那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仍然被奉为经典。如果这块石头感觉很稳，那么就可以放心地踩上去；而如果它摇摇晃晃，那么就要小心地去寻找另一块石头。这是一种小步前进的政策，而不是大步跃进，也不是勇敢的改革。然而，这种保守路线却无法成功地缩小贫富差距，也无法明显改善全体民众的生活条件。在中国的14亿人口当中，虽然已经有大约4亿人属于中产阶层，但是大多数民众还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工资成本和生产成本的上升导致出口增长速度放缓，仍然实行严格中央统一化、几乎没有改革的教育体系已经没有能力将中国打造成为创意革新的基地。

政治的力量仍然凌驾于司法之上。

政府所预言的迈入高收入国家集团的前景，始终没有成为现实。尽管诸多问题并未解决，但共产党仍然能够维持执政地位，主要是源于威权统治手段，比如对互联网的审查以及对个人自由权利的限制。司法仍然受到政治的强大影响。国家宣传机器还在大力渲染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出现的所有问题，都要归咎于外国。由于中国在领土主权争议中表现得咄咄逼人，邻国感到巨大的威胁，因此许多国家选择了躲到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之下，从而使得美国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强国地位。在国际上，由于气候政策、对人权的侵犯以及强硬外交政策，中国常常招致反感。不仅仅在中国，在海外的中国人处境也并非尽如人意。

这对于德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如果中国继续维持现状不变，那么机会与风险是并存的。这种延续性虽然会使得与中国合作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但即使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中国仍然会是一个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总体上可以预测的行动主体。尽管存在保护主义壁垒，但是中国市场仍然对德国的出口产品敞开大门，许多德国企业的技术领先地位得以维持。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对于德国高品质产品的需求甚至越来越大。不过，司法保障仍然缺失的问题使得德国企业在华开展业务举步维艰。规模效应和政治扶持给中国企业在出口领域创造了不少优势。

德国可以选择的应对策略

为了继续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合作，德国应该加强在中国研究与教育交流方面的投资，同时增加在对华交流方面的投资。只有在充分了解中国的前提下，德国才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去实行一些有利于德国产品在中国扩大市场的改革。不过，德国同时还需要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这样才能够和欧洲伙伴共同应对中国所带来的挑战，加强欧元作为贸易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并且减少自身对中国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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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30研究”场景之二：中国梦

中国经济得到自由化改革的助力，与此同时中共的权威保持不动摇。

2030年，我们会从中国听到怎样的新闻？

2030年，北京书写了工业发展史的新篇章：”中国新丝绸之路公司”收购了西门子公司的能源业务。而并购合同的缔结也选择了非常有象征性意义的一天：整整127年前，西门子签署了在中国修建第一家发电厂的协议。

缔约双方一致保证，在合并之后，两家企业将会更好地整合资源；此外中方向西门子在德国的生产基地做出保证，五年之内不会削减就业岗位。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世界市场上中国已经成为发电站领域的引力核心。国有企业中国新丝绸之路公司的成功史是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许诺的”中国梦”诸多侧面之一。凭借”一带一路”的对外经济政策，中国把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打造成了自己的出口招牌产品。中国国企在世界各地修建道路、铁路、机场、港口、发电站、电力和通讯网络。中国人提供整套的工程方案，带着自己的工人到工地上，甚至连项目筹资也是自己承担。西方企业在这方面很难匹敌。由于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大多数来自新兴工业国家，而对这些国家来说，中国给出的价码十分诱人，因此西门子最终被迫退出能源业务。诸多西方传统企业都带着震惊的目光见证了中国如此迅速地成长为一个不仅能与西方并驾齐驱、甚至还常常更胜一筹的竞争对手，而西门子并不是其中的第一个。

这一场景的设定前提是，中国完成了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所规定的高难度动作：一方面，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自由化进程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经济增长率有所降低的”新常态”并未使得中国像人们所担心的那样走入”中等收入陷阱”。新的法律保证了广大民众阶层可以从经济增长中受益，而且经济进步不再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功保持了政治现状：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共产党的权威都无人质疑。

经济发展

为了保证经济的积极发展，中国用一切力量去和谐地融入世界经济。政府致力于促成商品、资本和技术的自由流通。北京支持回归以世贸组织为框架的国际贸易秩序；而地区性的贸易协定对于中国人来说仅仅是第二选择。在同样的思路下，中国努力推行能够为全球所接受的工业规范和标准。中国对原材料市场的自由和有效运行有着巨大的利益关切，其中包括石油和稀土市场领域。

人民币在世界市场上与美元平起平坐。

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并且已经成为全球认可的储备货币。中国更进一步地融入世界经济，这使得过去曾经阻碍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企业在海外扩张的壁垒逐渐解除。外国企业也因此有动力更快速、更心甘情愿地将新技术引入中国，比如帮助中国解决环境问题等。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也可以自由开展业务，企业高管也无需为海外业务去申请北京有关政府机构的批准和融资许可。中国采取多轨道并行的方式扶植关键工业产业的发展。政府一方面鼓励企业扩大在国内的产能，另一方面也支持跨国企业的建设，促使它们利用国外的区位优势，打造成为广受认可而成功的国际企业。已经相当先进的中国大企业并不在意新技术是在自己的海外基地，还是在硅谷，或者是在公司的中国总部研发问世，尽管政府出于形象的考虑，还是更希望有更多的技术革新是”中国制造”。不过在这样的发展体系下，中国只能在很少的行业领域取得真正的技术领先地位。贡献出口营业额的主力军仍然是在全球大众市场上销售的那些品质”尚可”的中国产品。

政治与社会发展

共产党已经认识到一点：要想充分发挥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仅仅局限于调节经济政策的螺丝是不够的，需要在社会政策方面也做出改变。一个运行有序的市场需要由一个行之有效的法治国家体系来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对中国和外国企业也应该一视同仁。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得到了重视。公开招标程序全面透明化，贪污腐败也更难找到立足空间。教育领域也经历了改革：告别传统的”事实知识”（Know-what），转向贴近实践的”技能知识”（Know-how）。职业学校为中国经济界输送着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中国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有能力的学者、科研工作者和经理人。他们中很多人在大学期间都有一部分时间在国外度过，但是在留学完成之后都更愿意回到家乡。因为在中国不仅有好的工作机会，而且那里的生活氛围也变得更加自由化。言论自由程度有所上升，曾经非常严格的网络审查制度已经宽松了许多。一个自由价值体系发展形成，它能够保证不同观点、不同生活理念和不同信仰之间进行坦诚和公开的讨论。在国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值得信赖的伙伴地位已经得到认可。

这对于德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如果”中国梦”真的成为现实，那么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机遇将会大于风险。在这一场景下，中国会成为解决国际冲突和应对全球挑战的可靠伙伴，比如在气候变化、国际贸易问题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得以缓和，对于德国来说，与两个大国同时发展关系也不再需要担心顾此失彼。在中国市场上，日益进步的司法保障使得德国企业在华开展业务的环境得到改善。中国经济崛起同时还给德国企业创造了更多高端产品和环境科技产品的销售机会。来自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多，使得德国的就业岗位得以保障和增加，经过改革的中国教育体系可以填补德国企业在华的专业技术人才空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崛起，德国和欧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性将会有所流失，已经能够自由交易的人民币成为欧元的又一个竞争对手。

德国可以选择的应对策略

因此，德国应该推动像欧盟这样的现有联盟的发展融合，同时也要尽全力保持其作为中国在欧洲最重要伙伴的特殊地位。为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保持势均力敌，德国必须通过大力加强教育投资来提高自己的技术革新力量。”德国制造”作为高品质产品象征的地位必须得到加强。德国和欧洲企业还应该整合成为一些大型财团，这样才能在争取国际上的巨额订单时拿出全套解决方案，从而和中国竞争对手一争高低。

 

本文内容为贝塔斯曼基金会“中国2030：德国可能面临的发展场景及相应对策”研究成果，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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