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09年签署为委内瑞拉修建“迪纳科-阿纳科高铁”(Tinaco-Anaco Railway)的协议时，该计划被称颂为印证了社会主义兄弟情谊的有效性。按照设想，在约300英里长的轨道上，一趟趟崭新的中国造列车将满载旅客和货物以137英里/每小时的速度穿行。委内瑞拉已故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当时将这个8亿美元的工程称为“铁轨上的社会主义”，并表示，所有委内瑞拉人，不论贫富，都将可以乘坐这些空调列车。

但该项目已变成当地人口中的“红色大象”——在委内瑞拉不断加重的经济危机中被破坏、被放弃的象征物。一处废弃建筑工地的拱门上用中文写着“勇于跨越”，如今读起来颇具讽刺意味。

对中国而言，这一工程的意义不只是一个梦想破碎的孤立个案。过去10年，中国在国际发展融资领域已从一个边缘角色转变为主导者，其放贷规模超过了六家西方支持的多边机构的总和。最近一项研究显示，中国两大“政策性”银行和13只地区性基金的贷款余额已大大超过西方支持的机构贷出的7000亿美元。

但在这种“跃进”过程中，中国政策性开发银行和基金在拉美、非洲及亚洲一些最不稳定的国家承担着巨大风险。中国官员表示，随着一些工程不断出问题，慷慨、非正统的放贷模式——这是中国金融外交的特征——正受到全面重估。

“大宗商品价格高企时，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将这些贷款视为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并结交新朋友的重要投资，”波士顿大学帕迪全球问题研究院(Boston University’s Pardee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全球发展政策教授凯文•加拉格尔(Kevin Gallagher)说，“如今，大量贷款看起来都充满风险，他们正在迅速地开展更全面的尽职调查。”

中国国家发改委(NDRC)一名官员表示，由于有些项目效益不佳，加上意识到了国有银行在不稳定的国家承担了太多风险，北京方面正感到越来越受挫。发改委是中国负责经济规划的实权机构。

“中国那时别无选择，只能大量贷款给高风险国家，一个原因是他们拥有我们需要的大宗商品，还有一个原因是西方的多边机构早已主导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融资，”上述官员表示，“现如今，我们需要切实可行的项目和良好的回报。我们不想支持失败者。”

在委内瑞拉面临的风险

中国2007年开始资助查韦斯政府时，实际上赌的是一个主权信用评级为“垃圾级”、过去30年曾经对海外债权人违约或进行债务重组多达四次的国家应该已经准备好拥抱稳健的财政政策。

北京方面如此深信这一点，以至于使盛产石油的委内瑞拉成为中国发展贷款的最大客户。加拉格尔与马格里特•迈尔斯(Margaret Myers)汇编的中国-拉美金融数据库(China-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显示，自2007年以来，中国为委内瑞拉在炼油厂、金矿、物流、贸易、铁路以及大量隐秘项目上提供了17个批次共计650亿美元贷款。世行的数据显示，除印度以外，该行自1945年以来提供给任何一个国家的贷款都未超过650亿美元。

今年5月，加拉加斯方面经过协商后得以延期向中国偿还贷款。加拉加斯的官员表示，鉴于委内瑞拉年通胀率高达800%、食品短缺，以及政府的承包商也拿不到钱，北京方面已同意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的政府延期支付其未偿贷款的本金。都灵资本(Torino Capital)驻纽约首席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íguez)表示，只需为估计在200亿至240亿美元之间的未偿贷款支付利息将在未来两年里每年为委内瑞拉节省约50亿美元。

然而对中国而言，更糟糕的可能还在后面。令人越来越担心的是，加拉加斯的国际债券可能出现违约，那将导致债权人扣押委内瑞拉在海外的国有资产。这意味着，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旗下的海外炼油厂可能被扣押，作为政府生命线的原油出口将受到冲击，从而影响到加拉加斯向中国供应石油偿债。

所有这一切与四年前中国的乐观想法形成鲜明反差。当时，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委内瑞拉最大债权人——副行长刘克崮解释称，因为该行的贷款有委内瑞拉巨大的石油储量作担保，不可能出现债务违约。

亨利•桑德森(Henry Sanderson)、迈克尔•福赛思(Michael Forsythe)合著的《中国的超级银行》(China’s Superbank)一书援引了刘克崮2012年接受采访时说的话：“开采石油非常简单。在地上钻一个洞，插入管道，就出来了！然后就可以装船运走。所以，委内瑞拉的偿债能力非常强。”

中国在委内瑞拉投入的远不止650亿美元政府间贷款。一大批中国企业也跟随这种信贷狂热来到委内瑞拉，期待获得发展红利。据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的人口为3100万，中国的贷款相当于给每人发放约2100美元。

中信集团(CITIC Group)签约修建铁路和住房，中国水电(Sinohydro Group)签约修建发电站，中兴通讯(ZTE)提供电话网，中石化(Sinopec)和中石油(PetroChina)建设炼油厂和管道——更不必提承建迪纳科-阿纳科高铁的中国中铁(China Railway Group)。

分析人士称，在台面上，北京方面很少表现出担忧的迹象，也避免公开批评马杜罗。但在与委内瑞拉官员私下交流时，中方更加直言不讳。中国官员还与委内瑞拉反对派联盟进行了非正式接触。

“早在2011或者2012年，中方就开始感到不安了，”美国陆军战争学院(US Army War College)从事拉丁美洲研究的埃文•埃利斯教授(Evan Ellis)说，“许多工程的资金都被抽走，国开行派出了多个工作组，给出了很多建议，但都没有什么效果。”

埃利斯表示，除非加拉加斯的局势有所好转，中国不会愿意“继续浪费钱了，除非这是其避免在委内瑞拉政权崩溃中弄得血本无归的唯一方法”。

“我们向前看”

委内瑞拉或许是一个极端案例，但它绝非中国海外发展融资模式押下的唯一高风险赌注。

2013年至2015年期间得到中国发展融资承诺的前10个接收国中，包括委内瑞拉有6个国家被总部位于巴黎的经合组织(OECD)列入了违约风险最大的国家之列。相比之下，在世行发展融资的前10个接收国中，只有两个国家处于同一风险级别。

英国《金融时报》利用世行和Grisons Peak的数据，计算了中国和世行前十大借款国的OECD风险评估的加权平均值，结果表明中国海外发展贷款组合的风险比世行高20%。Grisons Peak是一家汇编中国数据的专业投行。

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可归结为理念的不同。“我们评估风险的方式不同于西方机构，因为我们看的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中国某政策性银行的一位官员表示。

“西方机构看过去，我们看未来。我们知道，或许他们需要的只是基础设施，如果建好了基础设施，他们的经济就会增长，”他补充说。

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受日益严峻的国内债务问题及国企效益萎缩困扰的中国政府，已开始对其海外发展议程采取更冷静、更严格的处理方式。在国家层面，一些债务国的贷款额度受到了限制，而在项目层面，中资机构正在极力讨价还价，以确保经济效益。

Grisons Peak汇编的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5年，俄罗斯获得了中国157亿美元的贷款承诺，是所有接收国中最多的。但预计俄罗斯今后获得来自中国的资金支持将逐渐减少。

“中国今明两年发放的贷款很可能不如近几年的水平，因为他们急于保住自己的资源，也是因为他们在俄罗斯看不到太多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表示。

今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称，西方制裁并未阻碍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但中国民营企业一直抱怨在俄罗斯做生意困难，而且即便是政府间的大型石油项目在正式协议签署后也还要进行长时间的密集谈判。卢布贬值也影响了中国企业的投资兴趣。

根据中国官员的说法，另外两个遭遇中国减少资金支持的重要贷款接收国是津巴布韦和苏丹。

Grisons Peak首席执行官亨利•蒂尔曼(Henry Tillman)称，中国正开始在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降低信贷风险之间寻找平衡。

蒂尔曼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政策性银行要求更高的利率，在某些情况下缩短（贷款）期限，还有些情况则拒绝发放先前承诺的第二期贷款。”

他表示，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中国主导的多边开发银行和基金正在通过与世行、亚洲开发银行(ADB)、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等伙伴合作放贷来分散风险。

整个非洲大陆都感受到变化

在非洲，中国的态度降温是很明显的。由于国开行收紧了贷款条件，加纳政府去年叫停了2010年一项30亿美元贷款协议中的半数贷款。美国驻加纳大使馆前经济官员Thomas Chen在一篇文章中称，该行要求用于偿还贷款的石油数量从每天1.3万桶提高至1.5万桶，导致这笔交易对加纳而言变得不划算。

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对加纳经历的问题也感同身受。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中非关系学者唐晓阳表示，由于中资机构贷款利率提高，曾把中国视为摇钱树的非洲国家开始转向其他全球资本来源。

“中国新承诺的很多贷款并非（官方发展援助贷款），而是市场活动，因此，非洲各国政府对这些贷款不那么感兴趣了，如果他们能找到其他更好资金来源的话，”唐晓阳说。

中国融资受欢迎程度下降的另一个因素是，贷款经常捆绑基建工程，而这些基建工程要由中国公司采购中国设备、主要雇佣中国工人实施。只要这些工程的成本远低于竞争对手，接收国就愿意接受这样的条件。但是近期一些工程中断的例子正在迫使他们进行反思。

高铁外交就是一个例子。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副政策研究员阿加莎•克拉茨(Agatha Kratz)说，考虑到技术和建设成本，此类项目很少具有商业可行性。克拉茨表示，虽然全球范围内正式讨论的中国高铁项目有20来个，但在中国之外只有一个在土耳其的项目已经投入运营。

不仅仅是高铁项目偏离了最初规划。在上月底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而举办的活动中，中委两国官员及外交官出席了在加拉加斯举行的招待会。据一位到过现场的人士透露，发表演讲时，中方谈到了共同投资建设更美好未来。

作为回应，委内瑞拉方面挥舞社会主义旗帜，呼吁两国联手粉碎全球资本主义。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中国与其受惠国之间脱节多么严重。

金奇(James Kynge)、乔纳森•惠特利(Jonathan Wheatley)、韩碧如(Lucy Hornby)、马思潭(Christian Shepherd)、安德雷斯•斯奇巴尼(Andres Schipani)联合报道

译者/申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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