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如何看待昆明暴恐事件及新疆问题

【紐約時報中文網 作者：陈定定, 丁雪洁】
2014年3月1日，昆明暴力恐怖砍杀事件，将中国的民族问题再次推到了海内外的关注中心。近年来，新疆地区局势紧张。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到2001年间，在新疆发生多于200起暴力恐怖事件(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2012)，逾160多人死亡。2009年7月5日发生的维汉暴力冲突事件，有198人死亡，1700余人受伤，成为民族矛盾激化的一个分水岭。2013年10月28日，北京天安门金水桥汽车爆炸恐怖袭击成为涉疆暴恐事件向内地蔓延的开端。此次昆明事件是继“7·5事件”之后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涉疆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新疆问题已不再是边疆地区问题，而成为全国性问题。

在昆明暴恐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发起了针对中国内地民众的问卷调查，试图了解他们对恐怖主义以及民族问题的态度和理解。通过网络形式，我们在一周内共计发放了2000多份调查问卷，回收问卷1151份。我们的受访者分布于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海南，香港，澳门，台湾），年龄从17岁到72岁不等（平均年龄33岁）（图1）。受访者男女比例为51:49。汉族受访者占总受访者比例为96.3%，其余少数民族受访者包括白族，朝鲜，侗族，回族，满族，壮族，蒙古族，苗族，土家族和瑶族。78.5%的受访者拥有本科或以上学历。

国民如何看待“7·5事件”和昆明事件？

为了解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询问了国民对这两起事件的了解状况。我们发现，尽管大部分民众自认为关注少数民族新闻，但当我们具体询问是否知道“7·5事件”时，有22%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这一事件。这估计是因为在2009年网络信息发达程度不如现在，而且政府当时也实施了信息封锁。这次昆明暴恐事件，一定程度上使民众的危机感升级，面对愈演越烈的新疆问题，人人自危，使民族矛盾问题受到极大的关注。尽管昆明事件伤亡程度少于“7·5事件”，表示知道此次昆明事件的民众高达99.5%；估计部分原因是社交媒体如微博和微信的广泛报道。

在被问及昆明事件之后类似恐怖事件是否会发生在受访者目前居住的城市，地区或家乡时，仅有34%的受访者表示不太可能或完全不可能，约50%的受访者认为有些或完全有可能（图2）。因此，数据表明，昆明事件的影响可能将高于“7·5事件”，暴力袭击正在加快或倾向于在新疆以外中国内地蔓延这一事实已经给民众带来严重的不安全感。另外，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这两起事件的实施策划者为新疆分裂势力成员（“7·5事件”：86%，昆明事件：82%），11%（“7·5事件”）和12%（昆明事件）的受访者认为国外恐怖主义分子是这两起事件的策划和实施者。（我们给了很多选择，包括黑社会，贩毒集团，外国极端势力；以及让受访者自己回答，答案五花八门，比如有回答是美国政府干的。）

“7·5事件”和昆明事件发生后，是否会影响不同族群之间，尤其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理解与包容？其他民族（汉族为主）是否由此对新疆维吾尔族群众产生偏见？值得欣慰的是，暴力的升级并没有使民众将新疆恐怖主义者和新疆群众画上等号。对于“在新疆支持恐怖主义者只是新疆群众中的极少数”的论点，87%的受访者表示同意（图3）。其中，女性受访者同意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对论点的支持比例则显著高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受访者；民族成分则没有影响。

然而，我们预测恐怖袭击还是将给新疆带来一定程度的经济，人才流失。67%的受访者表示昆明事件之后不再愿意去新疆旅游或工作。表示不愿意的受访者中，女性比例(70%)显著高于男性(63%)，汉族(56%)受访者比例较高于少数民族受访者(54%)，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受访者(69%)较高于接受高等教育受访者(66%)。

中国国民如何看待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作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一般指有意制造恐慌的暴力行为，意在达成宗教、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目的而故意攻击平民或将他们的安危置之不理。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发展，恐怖主义犯罪的规模不断扩大，地域也逐渐走出国界、区域。

尽管昆明袭击事件的真实情况尚未完全明朗，许多国际和国内的分析认为，昆明事件逐渐显出了恐怖主义的跨国性、有组织性、多样性及危害结果严重等特征。此次问卷首先询问了国民对恐怖主义威胁国际、国内社会安定的总体评价。调查结果显示，99%的受访者同意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安定的重大威胁；98%的受访者认为恐怖主义正在让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就恐怖主义对中国社会安定的威胁而言，96%的受访者认为恐怖主义严重威胁了中国社会的安定；93%的受访者认为恐怖主义正在让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图4）。

尽管区别的程度不大，我们对数据进行了配对样本t检验，即比较单独一个受访者对每两个问题的答复之间的差值，并检验平均差值是否非0。四项关于恐怖主义总体评价的问题的结果均显著不同于彼此。这样的数据暗示，即使在昆明事件刚刚发生之际，中国受访者仍然认为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威胁依然大于在中国社会的威胁。值得一提的是，男性受访者比女性受访者更倾向于“非常同意”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及中国社会安定的重大威胁，以及恐怖主义正在让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稍微不同的是，女性受访者较倾向于认为恐怖主义正在让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这可能是因为男性更加关注世界问题而女性更加关注国内社会问题。汉族受访者和少数民族受访者对恐怖主义的总体评价上没有显著差异。接受过高等教育及以上的受访者普遍比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受访者更加认同恐怖主义正在使整个世界和中国社会变得不安定（独立样本均值差异显著）。

这样的结果也许是因为男性在分析问题是更易于着眼于全局，而女性则更倾向于感知事件对自身的影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对恐怖主义的理解更深刻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

国民如何评价对恐怖主义，民族问题的处理办法？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对于民族问题的处理方式主要分为同化政策、一体化政策、文化多元政策、种族隔离政策、联邦制和自治制。中国历史上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着眼于稳定和控制，恩威并重，怀柔羁縻，以夷制夷。当代中国经历了从民族自决走向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践，以稳疆兴疆、富民固边为目标，从经济、政治、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治理新疆。

许多人曾将新疆问题归结为经济落后，然而，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都是正面的。民族地区经济的发达和富裕并不一定能阻止民族分裂促进民族融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66%)亦不赞同经济落后是新疆恐怖暴力袭击的根源。与学界对双泛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其思想核心是联合所有伊斯兰国家，突厥语系民族，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突厥帝国）影响的认识相同，国外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和支持被超过85%的受访者认为是新疆恐怖主义最主要的根源。另外，有65%的受访者认为由于政府打击恐怖力量不够导致新疆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96%的受访者认为政府现在需要加大强力打击恐怖主义，69%的受访者认为当下的民族政策需要改进。（ 我们给出了一些选项，同时受访者可以给出自己的答案）

除了新疆恐怖主义根源的问题，我们还询问了国民关于如何短期和长期解决新疆恐怖主义的看法。看法涉及发展经济，改革语言文化政策，改革宗教政策，暴力压制和理性沟通这五个方面。结果显示，不论是短期或是长期解决新疆的恐怖主义问题，受访者认为发展经济始终是最重要的政策，这一点与之前的问题产生矛盾。一方面66%的受访者不认为经济落后是新疆冲突的根源问题，另一方面受访者们则认为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新疆的民族问题：50%受访者支持短期内发展经济，67%受访者支持长期发展经济。

在是否应该使用暴力压制来短期解决民族冲突的问题上，受访者意见发生两极化：短期内，28%的受访者非常认同这一观点，而40%的受访者则非常反对使用暴力；长期内，73%的受访者反对暴力压制。但是，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措施，理性沟通都被受访者认为是最有效解决新疆问题的办法之一（约53%）。这一结果表明，大部分民众认同治理新疆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军事政治。单纯依靠军事政治治理边疆也许能带来短期稳定但必定不能持久。然而另一方面，受访者认为应更加严厉的管理新疆的宗教和法律政策。

大部分受访者并不认为改革语言文化，宗教政策能短期或长期遏制新疆的恐怖主义问题。这项结果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对新疆问题文化上的理解还不够充分。汉文化和汉语是中国的主体文化，汉族民众有先天优势，而维吾尔族人民缺乏汉语能力，在大范围的就业市场上处于绝对劣势，因此语言文化上的不平等与新疆地区社会冲突是分不开的。完全无视语言文化上的不平等只会使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更加边缘化，加剧民族矛盾。而宗教因素，是冲突的根源。伊斯兰教于16世纪初在新疆确立统治地位，20世纪初，双泛主义传入新疆。在双泛主义的影响下，新疆分裂分子于30、40年代建立起“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通过“伊斯兰教圣战”的口号煽动维吾尔族宗教狂热分子，以此来“推翻中国统治”和争取“民族土地的解放”。不少学者如马大正和许建英认为，双泛主义是当代新疆分裂主义的源头，是东突思想理论体系的宗教、文化根源。因此，中国的族群冲突不仅仅是族群的问题，宗教的因素可能更大。然而，受访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反映了民众对族群冲突的本质了解并不充分，忽略对当下宗教政策的重新思考，而倾向于依赖发展经济的作用，同时忽略了政府在宗教方面和扩大少数民族政治权利方面可以做得更多。

结语

此份问卷我们主要询问了民众对于“7.5事件”和“昆明事件”看法，对恐怖主义的总体评价，以及对处理恐怖主义，民族问题的建议。我们发现，开始向内地蔓延的暴恐事件给民众带来了不安全感，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数次事件之后并没有使民众戴上有色眼镜看新疆，可以预测少数民族群众（尤其是新疆）不会因为这两起事件被孤立。在民族政策上，受访者更依赖于以发展经济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笔者则认为，解决或缓和民族问题应从宗教，语言，文化政策入手，同时注意经济发展的平衡型，合理分配政治资源，缩小民族间贫富差距。

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4/03/201403191246.shtml#.Uyk6QKh_sn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