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潘瑞可：习近平是中国的实事求是派

作者：潘瑞可 哲学博士，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形态的观察者，策划多部相关纪录片。目前任职于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研究员。

众所周知，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也有着悠久的“史记”传统。当中国人在现实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首先诉诸的并不是《圣经》的旨意，而往往是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所以，学者们经常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在主政之前的一次重要的高级干部学习会议上，习曾经要求全党的领导干部多读点历史，并且重申这是党一贯的伟大传统。他还曾把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看作既是对五千年文明史的传承，也是近代中国革命正反经验探索的结果，从而告诫全党要对现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保持“自信”，因为它们正是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必然选择。

以历史来映证当下，正如中国人常说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是如此的重要。中国浩如烟海的史书，记载了无数富于教诲的寓言，其中还有一则汉代河间献王刘德的故事：他穷尽一生之力保存和整理古籍、保存那些历史上的经验和思想精髓，被后来的史家赞誉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中共的创建者毛泽东，正是从此处提炼出“实事求是”一词，作为全党的执政总原则：只有始终基于实际的情况来制定政策，才能真实地反映群众诉求、应对政治形势。

这项原则，被认为是用血的经验教训凝聚的共识。据说，在党的历史上什么时候党偏离了这个原则，单纯地从某种片面理念出发，不去结合实际，就会遭遇失败。就此而言，中共党史上的历次“路线斗争”，也往往被概括为理想主义的“教条派”与实事求是的“务实派”之间的分歧：1930年代，“留苏”归来的狂热教条主义者们，排挤了基于中国实践的“本土派”，造成根据地失守、红军被迫进行著名的长征；建国后，“文化大革命”等“极左”路线造成诸多悲剧，更是给中国人民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到1970年代末的时候，党又以“实事求是”为旗号扭转了“极左”路线，实行了新的政策，这就是进行“改革开放”。

毛的历代继任者们一再强调“实事求是”，西方人往往很难理解，像邓、江、胡和现在的习这样的领导人，竟然都要在党的大会上反复而冗长地论述某个哲学命题的含义。如果我们了解中国人对历史经验的重视，了解中共对其血的教训的反思，或许就会明白这一哲学命题对中共意味着什么。今天，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共的官方哲学，那么就非“实事求是”莫属，它还被中共自豪地宣称是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发现的精髓：通过一套繁琐论述，它进而被看作统摄中共奉行的其它一切原则（例如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的总原则。中共的官方历史叙述甚至据此认为，毛晚年的那些错误也正是因为他违背了自己提出的“实事求是”原则。

中共因此对执政中“左”的错误倾向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而对于习和他的家族来说，这段历史同样刻骨铭心。习的父亲习仲勋是历史上几次“极左”路线的受害者，他因此还曾进过共产党的监狱。他也很早便作为“极左”路线的坚定反对者而出名。1947年“土改”运动中出现激进现象，习仲勋因顶着压力向毛长篇直陈其中的弊端而闻名党内，因此一直被认为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典范。同时，他也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路线的制定者之一，一手主推了中国南方最发达的广东省的改革开放局面，并提出创办经济特区的设想。

在中共官方以“家风”为主题对习的家族进行宣传时，可以见到习也常常以这些家族历史为荣。而在一次纪念活动中，习的弟弟习远平公开宣称：“父亲一生从不犯‘左’的错误”。进行改革开放，发展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加入世界市场，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些都被宣传为以习仲勋为代表的先辈们在实践中找到的正确发展模式，并且已经写进中共的决议，成为党的施政纲领。习和他的同事们履新之后也一再宣誓，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纲领。所以，这并不是按照个人的意志就可以随意改动的。

西方的观察家们看到，当前的中国仍然危机四伏，几十年的快速增长积累了数不清的问题，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贪腐横行、信仰溃散，都在时刻挑战着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Evan Osnos在其广受好评的《野心时代》一书中，对此有着最为直观的现场描述，他还借用马克·吐温的称谓，将当下的中国类比于美国历史上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繁荣、矛盾、梦想、荒谬充斥其间。

习接手的正是这样一个积重难返的中国。“若不改革就死路一条”，在最近一次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各种激烈的争论尘埃落定之后，习的团队形成了这样一个主流信条。这再次被舆论视为是“实事求是”的选择，因为它没有受到各种激进和保守主张的干扰，而是立足于内外现实。

习这样来布局他力挽狂澜式的改革：他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开展了席卷全国的反腐和整风，迅速树立执政威信和口碑，并试图改善官员们的公共形象；同时大力简政放权，主张“把权力关进笼子”，给予社会和市场更大的自由空间，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在国际上，则首先谋求与美国合作，确保对外开放局面所依赖的稳定国际空间，并联合周边构筑“一带一路”战略，争取更广泛的商品市场与资源供给，以促进中国自身产业升级和持续增长。

所有的这些举措，都是基于对法治、自由等国际主流价值的推崇；而经济上的那些内外措施，也仍然是基于既有的市场原则与框架。无论是国内舆论的主流认识，还是党的实际执政理念与政策，都不愿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僵化、保守状态。习的中国只能是更加开放合作的中国，因为事实表明这对中国和其它国家都有利。当奥巴马总统在白宫热情接待习主席一行时，显然中美双方的高层对于这一系列态势是有着高度默契的，双方彼此需要，并迅速达成了多项合作。

当然，人们也不要期望，习和他的党会完全按照西方政治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和路径设计来施政，因为他们永远都会按照自己的利益、逻辑，按照自己的时间和节奏，提出自己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不仅因为，他们对于中华文明光荣而独特的自我意识——正如基辛格博士在他的著作《论中国》中所指出的——从而不愿为任何外部力量所左右；而且更是因为这个党基于其刻骨铭心的历史经验，所坚决奉行的“实事求是”原则，否则他们就担心还会重蹈过去的失败。

因此，习不会是让西方资本主义恐慌的“左”派，但恐怕也不会是让西方保守派们欢呼的“右派”。不偏不倚、平平常常，始终以“实事求是”要求自己，中国宋代伟大的儒家哲学家朱熹，曾将这种思想推崇为治国理政学问的最高哲学准则：中庸。人们必须了解，中共作为一个政党（party）似乎并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一个“part”。它现在是以全面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为己任。因此，它恐怕不会像西方的政党一样，尤其是在选举语言中将某种主张片面化和极端化；它最终的执政理念一定是实事求是，符合“中庸”的教诲。

因此，在中国日益成为西方强大对手的时候，人们需要正视其内部各种各样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的声音。有时我们会看到毛式的民族主义话语，有时我们也会看到那种由于遭遇难题而表现出的对西方制度的极度膜拜。但凡此种种，都是他们内部的各种反思和意见纷争的症候——实际上是在以政党内部的意见多元化，实现着类似西方多党竞争式的决策机制——而不应该成为西方对中共执政纲领进行战略误判的风向标。

总之，习和他的中共基于根深蒂固的历史经验，以一种“实事求是”的哲学原则在约束着自己的执政路径。如果一定要按西方的习惯称呼其为某个政治派别的话，那么可以说，习是中国的“实事求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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