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级的焦虑

慕容雪村

香港——“你的钱是怎么转出去的？”大约两个月前，有朋友这样问我。我告诉他，每次从中国大陆到香港，我都会随身携带2万人民币——这是合法的上限——然后把它换成港币存进香港银行。这位朋友听后无语，他是有钱人，这样的笨办法对他显然并不合适。

最近一年来，因为股市的持续下跌和人民币的汇率日渐走低，许多中国人都希望把钱转移到境外。中国政府为了阻止资金外流，采取了种种措施，但人们总能找到相应的办法。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的居民和企业已经将大约1万亿美元的资金转移出境。

关于未来，中国人所焦虑的不只是他们的财产。事实上，这个国家的许多问题都让他们不安：糟糕的空气、质量可疑的食物和水。最近的过期疫苗事件更是让千万人感到愤怒。

还有那些他们不会轻易评论的领域：日渐收紧的言论空间、糟糕的法治环境，以及没什么道理可讲的政府行为。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有关焦虑的话题，比如《中国中产阶级十大焦虑》、《中产阶级会沦为新穷人么？》。有一篇文章被年轻的城市专业人士广泛传阅：《经济危机渡劫指南》。

在经济放缓和停滞的年代，这些焦虑并不让人意外，而且，这种情绪正在蔓延。

换汇或转移资产是极为普遍的话题。《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5%的中等收入受访者希望至少将储蓄的10%换成外币，有29%的受访者已经完成了上述目标。

而巴拿马文件的出现，则说明连最高层级的官员也在担心资产安全问题。

越来越多的人想要离开中国。在2014财年，有76089名中国人得到了美国的永久居留权，较上一年增长4291人。同样在2014年，在美国发放的10692份投资移民签证中，有9128份给了中国人，比上一年增加了30%。而在澳大利亚，“重要投资者签证”有88%发给了中国公民。这些投资签证表明，人们不仅希望肉身离开中国，还希望带着钱一起走。

越来越多的学生也希望扎根海外。在2014到2015学年，至少有304040名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比之三年前（2011到2012学年）多出了近110000人。

为了阻止资本与人员外流，中国当局几乎穷尽了所有可用的办法。用人民币换购外币正变得越来越艰难，更艰难的则是把钱汇出中国。截止目前，银联卡的境外取款上限已经变成每日等值1万元人民币，或每年累计10万元人民币。

过去一年里，有关打击地下钱庄的报道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政府还为那些跨境购买美元保单的用户设置了越来越多的障碍。

越来越多的人被强迫交出自己的护照。早在2003年,政府就采限措施限制公务员因私出境。在当时，这种限制只针对高级官员。到了习近平时代，上交护照已经变成极为平常之事，低阶公务员也不例外。2013年末，在广州，有超过2000名村官被要求交出护照。在北京、四川和其他许多地方，连许多大学教师、最低层的官员也被强迫交出护照。

不安的情绪正在蔓延，中国政府却似乎并不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挽救人们的信心。今年2月，官方媒体“澎湃新闻”(The Paper)发表了一篇轻描淡写的社论，认为中产阶级的前身主要是“城市贫民”和“农村高考成功者”，他们的焦虑“说到底是惧怕被打回原形的不淡定”，“与土豪暴富之后的担忧本质上是一回事。”

抛开话语中的轻蔑之意不谈，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说“焦虑由他们焦虑，没什么大不了”。它令人不安地道出了一个事实：中产阶层的焦虑或许会让外逃中的资本加速外逃，让这个孤独的政府更加孤独，却几乎不可能带来什么本质性的变化。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太多中产阶级受益于当前的体制。近期高盛的一份报告显示，有将近半数的城市中产都是政府职员或国企员工。他们的焦虑最终指向一个他们不可能撼动的事物：他们自身。我认识的人大都怀有这种“认识上的焦虑”。他们知道，自己生活中的种种不适和不安大都指向这个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但同时他们也知道，正是这个制度给他们提供了体面的生活和优厚的待遇。

我的一位朋友可以算是真正的成功人士。和很多人一样，他住在大城市，有着体面的职业、稳定的收入和宽敞舒适的公寓。他不喜欢共产党，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有诸多抱怨，却不愿意看到任何制度性的改变。

“民主是个好东西，”大约一年之前，他这样告诉我，“但我却不想活着见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