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四大真相：俄罗斯并非不敢与中国结盟

俄罗斯不敢与中国结盟？伴随有关讨论的再度兴起，长久以来有关中俄关系的一些迷思也再度浮现。俄罗斯国力日渐衰弱？中俄结盟中有人口因素障碍？俄罗斯对中国过度依赖？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不够相互信任？

日前，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亚历山大·克洛廖夫在《中俄战略联盟：迷思与现实》一文中，对这些迷思加以逐一剖析，观察者网转载全文如下：

关于中俄建立战略联盟的种种猜测并不新鲜，1990年代初以来即时有所闻。然而，近来一系列的变化——美国“重返亚太”、中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重新宣示自信、俄罗斯高调地“转向东方”，以及乌克兰危机后俄美关系恶化，更笼统地讲，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所带来的复杂地缘政治形势——再次点燃了政策圈与学术界有关中俄战略联盟前景的讨论。

俄罗斯国家杜马外交事务委员会主任阿列克谢•普什科夫(Alexei Pushkov)认为：“美国同时与两个世界大国对抗，这无异于在重大外交决策上甘冒犯大错的风险······对于美国来说，俄罗斯是敌人，而中国是潜在的敌人。但是同时将这两个大国推到对立面上则是战略错误。” 在中国方面，迄今为止，官方原则仍然是“不结盟”，但一些学者，如清华大学的阎学通，已开始明确主张中国与俄罗斯结成全面战略联盟，“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是最为重要的”，“除非与俄罗斯建立正式联盟，中国无力推动单极世界变成双极格局。”

伴随有关讨论的再度兴起，长久以来有关中俄关系的一些迷思也再度浮现，成为评估两国联盟可能性的想当然的修辞背景。其中一些是建立在对地理、经济、社会和包括中俄共同边界在内相关地区的人口环境分析基础上的，看起来令人信服。然而，只要进一步加以检视，就会发现它们都缺乏坚实的事实基础。

迷思之一：俄罗斯国力日渐衰弱，不与中国结盟

俄罗斯一直被描绘为一个弱国，或一个日渐衰弱的国家。例如约瑟夫•奈在对中俄联盟可能性的评论中写道，俄罗斯不可能真正与中国结成联盟，其中一个理由是，“俄罗斯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日渐衰落，而中国正在急速壮大”，而中俄之间的实力不平衡也意味着俄罗斯会拒绝与中国结成紧密的军事联盟。

上述理由可以直接被否定，因为相对的强弱并非联盟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以其成员的相对实力对比而言，大多数军事联盟都是不对称的。所有美国盟国的实力都比美国弱很多，然而却对其全球霸权极有助益；并且，这些盟国都不想从联盟中退出。

然而，俄罗斯与中国的实力对比在过去十多年到底有何变化？俄罗斯真的处于无望的衰落中吗？

我们不妨看看数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很多人并不将其看作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除了最初8年的衰退之外，俄罗斯在过去14年中一直保持着显著的持续的增长。1999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区区1960亿美元，这个数字到了2013年达到2.1万亿美元，增长11倍。2013年，俄罗斯的军费开支是880亿美元，是1999年64.7亿美元的14倍。

比较而言，俄罗斯也并非正在衰弱的大国。从军费开支看，1990年代末期，俄罗斯落在印度与巴西后面，然而在本世纪初即反超领先。根据SIPRI报告，2014年其军费预算约为2.5万亿卢布，排在美国与中国之后位列世界第三。

因此，无论是从绝对意义上还是相对意义上看，都不能断言俄罗斯的实力业已衰弱。如果相对实力是决定能否建立联盟的重要因素，那么中俄联盟现在要比10-15年前更为合适，因为俄罗斯现在正在快速地积聚实力。

中俄关系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俄罗斯是主要的高科技武器出口国。这一点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因为缺乏先进军事技术是中国获得超级大国地位的致命弱点。尽管中国的武器出口也在增加，但仍然缺乏顶尖水准的军事技术，也就是说，俄罗斯的武器仍是中国的“圣杯”。俄罗斯相对于中国在军事科技质量上的比较优势提升了俄罗斯在双边关系中的地位，也降低了中国在数量方面的优势，何况数量并不能直接转换成大国实力。

应牢记的最后一点是，俄罗斯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相当于、甚至在有些方面超越了美国。论及全球范围内核武实力，仍旧是俄美两家的竞争。此外，俄罗斯仍是唯一一个可以确保对美国实行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国家(观察者网注：中国也有有限的二次核打击能力)。认为美国在冷战后已强大到不存在威胁的地步，是错误的。冷战期间，苏联的核力量有效地遏制了美国。俄罗斯可观的现代化核武器仍将继续遏制美国。俄罗斯和美国的核武库保证了在直接军事冲突中美国士兵从不向俄罗斯士兵开枪，反之亦然。坐拥足以遏制美国的核力量，俄罗斯并不会对中国人的武器感到不安，因为中国的核力量远远落后于美俄两国。

迷思之二：中俄结盟中的人口因素障碍

另一种较为常见的担忧源于人口状况。中国人口过多而俄罗斯(尤其是在远东地区)人烟稀薄——这样的对比也常见诸于报端。有些人认为，俄罗斯(尤其是远东)可能会出现来自中国的“大量的潜在移民”；另一些人则更耸人听闻，认为这将导致俄罗斯的民族认同消失，威胁到俄罗斯的领土完整，甚至说因为在中俄边界发生“缓慢的中国化”。

然而进一步检视会发现，这一论断也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俄罗斯的人口已不再减少，人口逆增长趋势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已出现反转。2009年，俄罗斯出现了人口增长，增加了2.33万人。2012年，其人口增加了29.24万人。2013年，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达到每名女性平均生育1.707个孩子，在东欧、南欧、中欧地区是第一。人口逆增长趋势业已反转，自然的人口增长趋势开始出现。

至于中俄边界地区的人口差距，也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悬殊，更没有理由担心会有大量中国人涌入俄罗斯远东地区。表1比较了中国边境省份(第一列)的人口密度与其接壤的俄罗斯和蒙古边境省份/地区的人口密度(第二列)。第三列是俄罗斯及蒙古国边境省份的人口密度与相应的中国边境省份的人口密度之商。俄罗斯的边疆区与州在中国边界处的平均密度比中国之于俄罗斯的边境省份低了17.83倍。而对于同样跟中国有着漫长边界的蒙古国来说，这一数字是32.9，其人口鸿沟远远大于俄罗斯与中国的人口鸿沟。中国目前根本没有展示出一丁点想要占据蒙古国相应省份的欲望(蒙古几乎无力自卫)，何况蒙古国的人口要远远少于俄罗斯。如果中国并不想去占领蒙古国边境地区的话，那么它为何要去占领一个超级核大国的领土呢？此外，正如表1所示，中国有着自己的“西伯利亚”——西藏与青海——其人口密度分别比中俄边界处的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低了60倍和20倍。自然的人口不均衡既不是导致移民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与中国将要进行人口扩张这一假定正相反，中国的人口趋势已进入了极端低出生率的阶段。1990年代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越过了2.14这一自然换代率的标志。到1990年代末，总和生育率降至1.8，2011年总和生育率为1.5，远远低于美国、英国和法国。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在大城市，总和生育率已降至0.88，堪比世界上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国家。在整个总和生育率变动历史上，最低记录是0.14，2000年出现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城区，正处于中俄边境地区。上述人口动力导致了中国的人口迅速老龄化。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将需要将其适龄劳动人口留在国内。

中国移民并不会对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状况造成巨大影响。近期关于移民模式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中国并未大规模向俄罗斯及其远东地区移民。大多数入境人员在其签证或工作许可到期后返回了中国。

迷思之三：俄罗斯对中国的过度依赖

迷思之三是一个关于俄罗斯的古老故事的延续：俄罗斯(尤其是其远东地区)，正在变得过度依赖中国，甚至更糟糕，变成中国的能源附庸。曼可夫(Mankoff)写道，“随着俄罗斯对中国愈发依赖，其成为一个重要国家的理想将会破灭。”洛兹曼(Rozman)则认为，“在亚太地区实现俄罗斯的杠杆作用最大化战略此路不通，开发俄罗斯远东地区无非是将俄罗斯变成中国的资源附庸。”对于中俄联盟而言，这将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会有人担心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无非是原材料，这会愈发将自己束缚在半殖民关系中” 。每次中俄关系有所发展，或两国进入合作的新阶段时，这一迷思就会出现。

事实上，俄罗斯最大最稳定的贸易伙伴仍然是欧盟。俄罗斯将近50%的对外贸易是对欧盟的，中国仅占了10%多一点。目前为止，俄罗斯向欧盟出口的自然资源仍占了很大比例，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因此，如果说俄罗斯是谁的“能源附庸”的话，那也是欧洲的，而非中国的。如果俄罗斯可以掌控这种与欧洲的不对称贸易关系几十年(甚至是通过麻烦的乌克兰)，那么为什么要假定俄罗斯与中国相似的关系模式就会成为问题呢？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中国、日本、韩国与俄罗斯远东联邦区(RFEFD)对外贸易额相对比重的比较(一些人预测说RFEFD极易成为中国资源殖民地)。但正如表2清楚展示的，俄罗斯远东联邦区的对外贸易实际上更依赖韩国而非中国，这是主流模式。至于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向中国的出口，也要远远小于其向日本或韩国的出口，且这一份额在过去的8年中并未增长。

至于最近的4000亿美元天然气这笔大交易，它对中俄关系的影响，尤其是谁更依赖谁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把俄罗斯同中国拴在一块儿的同时，也将中国同俄罗斯拴在了一块儿。于中国而言，这也是一种战略转向——不仅暗示着俄罗斯对中国走得更近，也暗示着中国对俄罗斯走得更近。要知道，一旦同意从俄罗斯向中国运输天然气，两国就等于承诺建设一套强有力的管道网络，这要耗资千亿。而一旦建成，管道便不可移动了，双方都要承诺妥善使用维护，并尽到一系列双边义务。这样的长期基建承诺，不是轻易可以做出的，双方政府都展示出了相互妥协的意愿，显示出双方伙伴关系是实打实的。

此外，中俄之间的武器贸易使得中国更依赖俄罗斯，而非相反。中国并非俄罗斯武器的主要市场，然而对于中国来说，俄罗斯是高科技军事装备的主要来源。俄罗斯武器占了中国军事装备进口总量的60%，而中国对俄罗斯的武器出口只有11%。如果俄罗斯决定切断其对中国的出口的话，那么它自己只会损失11%的销售量，而中国却会损失其总购买量的61%。

所谓俄罗斯尤其是其远东地区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不是事实。若两国要建立正式联盟的话，这一顾虑也不应成其为阻碍。

迷思之四：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不够相互信任

第四种迷思是关于中俄关系中“信任”的缺失。“信任”这一模糊概念，被很多评论中俄总体关系，尤其是双方结盟可能性的人所强调。有些人讨论“中俄关系的交易性本质”，并认为“中俄关系缺乏信任，以竞争为特征，尤其是在两国分享其影响力的地区”；还有人进而认为，“俄罗斯从不信任任何一个国家，反过来，它也不被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所信任”。

事实是，塑造各国政策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利益，而非信任。在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的“信任”是不大可能存在的。任何联盟关系的核心都是基于共同利益的交易关系，共同利益交叠的程度决定了是否存在“信任”。两国结盟不同于两人结婚，婚姻中信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塑造国家外交政策的过程中，信任从不起决定性作用。与俄罗斯类似，美国和中国也不信任任何别国，也不被他国所信任。联盟的出现和消失取决于国际环境。中国在1950年代是苏联的盟友，但到了1970年代，就变成了中美结盟。1980年代，中国宣布奉行不结盟战略，而俄罗斯总有盟国。美国在冷战期间是主要的反共国家，然而，正如一些学者睿智地指出的那样，如何解释尼克松——这位共产主义的主要敌人——亲近毛的中国呢？难道上述这些都是因为美国突然对中国产生了信任吗？

当建立一个平衡的联盟时机成熟时，各国并没有那么奢侈地顺着自己的主观好恶行事，将其关系建立在所谓的“信任”之上。中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出现过起伏，然而两国之间在信任与不信任方面并无任何反常之处。正如许多国家那样，中俄并不必基于彼此信任才建立用以满足特定目的的联盟，一旦国际形势发生改变联盟便可解散。

话说回来，即使我们接受信任在联盟形成过程中起作用这一假定，我们也没有理由将信任看成中俄关系中的一个麻烦问题。近期，正如很多人正确指出的那样，普京和习近平看起来成了朋友，两人之间的信任程度要高于通常两国元首之间的信任程度。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说：“普京更信任习，超过信任习之前的任何中国领导人，也超过现在的西方领袖”，并且“普京感受到了习近平的诚意，这使得克里姆林宫调整了很多已持续十来年的对华政策”。在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中，顶层决策者之间的个人互信会比在分权体系中对外交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俄罗斯近期的民意调查所示，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有了引人注目的改善，有超过60%的俄罗斯普通民众认为中俄关系是友好的。并且，这一转变远早于乌克兰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如今，公众主流意见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友好的国家，也相信更强大的中国并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因此，有理由期待上述趋势将有助于俄罗斯与中国进行全面合作。

结论

本文目的并非为了证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将很快建立或一定会发展为结盟关系。中俄是否结盟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对双方的政策。鉴于美国的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中俄友好关系在加强，美国可能会开始努力在中国与俄罗斯之间挑起不和，其政策结果如何，很难预料。以上分析的目的在于消解掉有关中俄关系的一些先入之见和偏见——对很多观察家而言，这些因素可能是两国走向结盟的障碍。正如上文所展示的，这四种迷思没有一种是与事实相符的。在审视中俄关系时，它们不过是一个主观建构出来的、适得其反的“思维矩阵”的组成元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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