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死捍卫:防政变是今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政治工作

原标题|北大锤头：防政变是今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政治工作

当下提“防政变”，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危言耸听。然而，政变却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需要特别注意防范的。王岐山就曾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

　一、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沉重打击了贪腐集团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履行好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项职能，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截至2014年5月31日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汇总表显示，自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41880件，处理人数54862人，给予14050人党政纪处分；其中2人为省部级官员，183人为地厅级官员，县处级2640人。今年5月，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4979件，处理人数7006人，给予1998人党政纪处分。

据《201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13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7551件51306人，同比分别上升9.4%和8.4%。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100万元以上的案件2581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871人，其中厅局级253人、省部级8人。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总数已经超过30人，其中中央委员2名，前中央委员1名，候补中央委员3名；有令政策、苏荣、蒋洁敏、李东生等重磅人物。在十八大召开之后至今的一年半中，被调查或涉嫌犯罪的省部级官员已经接近前10年的半数，为10年前2003年的8倍之多。从省部级高官被查处的密度和速度来看，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的反腐败力度是近三十年来最大的。

2014年1月中央颁布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凡是“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对象。”治理“裸官”，一直是各地干部监管的重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裸官家属在国外，这就让这些官员们在贪腐或违法违纪时可以肆无忌惮，从而加大贪腐的概率。另一方面，作为领导干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爱国，而裸官们的亲属都在国外，如何不让人心生疑惑？近期广东强力治“裸官”，对省内多达866名“裸官”进行了任职岗位集中调整，其中调整市厅级干部9名。

事实证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下，反腐败斗争的高压态势已经形成，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众志成城。

与之相反的是贪腐集团惴惴不安，伺机反扑！

　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因政变下台的深刻教训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当前反腐败斗争异常激烈，改革工作也将不断深入，有必要借鉴曾为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经验和教训。1958年3月，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总书记）赫鲁晓夫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成为苏联第一号人物。赫鲁晓夫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农业改革、工业改革和党政机构的改革。许多改革措施首先要触及到的是干部问题。

实现干部任期制和各级领导成员定期更换。在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在选举党的机关的时候，应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同时又保持领导的继承性的原则”。根据条文，上至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下至区委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三届，基层党的书记连续当选不得超过两届。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及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会、州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1/3，党的专区、市、区、基层党组织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1/2。通过这项改革使党的领导队伍处于经常更新的状态，这样就能使更多有知识、有能力的党员走上领导岗位。据统计，1963年在改选过程中，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州委会的成员更新了—半以上，市委会、市属区委会选出了75％以上的新成员。

限制干部特权。赫鲁晓夫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废除了每月发给高级干部们（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报纸主编等等）的相当大的“津贴”；撤销了各机关（最高机关除外）的秘密疗养院和休养所网，限制研究所所长、部的司局长、工厂的副厂长等用公家汽车进行各种各样旅行的特权等。

那些可能被调整、变动和撤换的握有实权的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群起而攻之，那些被限制干部特权的领导干部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进行反对他的统一行动。1964年10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大多数委员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由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主席团委员沃龙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格里申，叶夫列莫夫；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杰米契夫，伊利切夫，波利亚科夫，波诺马廖夫，鲁达科夫，季托夫和谢列平。他们在撤销赫鲁晓夫职务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据已故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的回忆录指出，勃列日涅夫曾提议谢氏用各种手段暗杀赫鲁晓夫，但谢氏不同意）。

在1964年10月13日的深夜和14的凌晨，苏共中央主席团又通过一份“绝密”决议——《在中央主席团中所出现的问题和在苏共中央活动中恢复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的措施》：“鉴于因赫鲁晓夫同志破坏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而出现的错误和不正确的行为，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央主席团内形成了十分不正常的局面，妨碍了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去履行领导党和国家的职责。赫鲁晓夫同志占据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把大权集中在自己的手上，在一系列情况下开始离开苏共中央的监督，不再考虑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的意见，在不经必要的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决定极其重大的问题。……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1.满足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请求。”

三、今后发生政变的可能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层的反腐败力度是近三十年来最大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从顶层看，“你懂的”事件几乎举国皆知，直到现在还没有下文。从中高层看，领导干部个人的各种“舒适”受到了中央八项规定的严厉制约。从基层看，公务员、科长们的吃拿卡要、慵懒散受到了严厉制裁。以前说民不聊生，现在有一种舆论叫“官不聊生”。

回想赫鲁晓夫被政变下台，苏联党和国家官僚阶层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从基层公务员到苏共顶层的中央主席团出奇一致地主导、默认了这场政变。政变上台后的勃列日涅夫集团，首先废弃了赫鲁晓夫反对官僚阶层的“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换取他们的支持。一方面强调“稳定”干部，使干部委任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日趋完善，另一方面又不断提高干部特权的标准，使之进一步固定化和规范化，从而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有人估计，这个官僚特权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官僚特权阶层形成，贪污腐败盛行。贪污腐败的盛行不仅给国家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对苏共党风以及社会风气也产生了极大影响。使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中彻底丧失信用，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勃列日涅夫集团才是苏共亡党亡国的掘墓人。

谁是当今中国的勃列日涅夫，谁是当今中国的勃列日涅夫集团？

四、可能发生的政变形式

《孙子兵法•计篇》：“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对可能发生的政变形式要有所估计，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

（一）贪腐集团及其扈从以宪政的名义发动政变（见附录详细论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沉重打击了贪腐集团。面对法网，贪腐集团阴谋以宪政实现非法财富的合法化。长期以来，贪腐集团及其扈从与国际资本主义狼狈为奸，洗劫中国人民的财富，并制造舆论。国内外，有这样一股小气候，迎合贪腐集团及其扈从夺权统治的欲望。但实施宪政将引起国家崩溃：举国彻底贫困；贪腐集团逍遥法外；财富洗白造成门阀政治；社会阶层世袭，导致“二代”现象普遍化。宪政其实就是贪腐集团及其扈从逃避正义审判的“障眼法”；是国际资本主义勾结贪污集团洗劫中国人民财富的“确认书”；是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实现夺权世袭统治的“招鬼幡”。

在此劝告被贪腐集团欺骗、利用的知名人物及其扈从：不要幼稚，回头是岸。

　（二）贪腐集团利用分裂恐怖主义势力

贪腐集团作困兽之斗，故意放纵暴恐势力在特大城市中心制造恐怖活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一旦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就容易引发普遍恐慌。当全国大中城市产生恐慌与秩序混乱时，心怀叵测的人就会蠢蠢欲动，妖言惑众，转移矛盾与视线；逼迫党和国家领导人承担责任；甚至造成党和国家领导人意外身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近日，北京铁路警方对警长以上持枪民警进行了枪支业务培训。北京四大火车站广场上除了车站派出所的每个岗位有一名民警带两名辅警开展工作外，还有武装特警和携犬驯导员也在车站广场开展工作，遇到突发情况将联合开展处突任务。只要是警长以上的民警执勤时，都将佩枪巡逻。

　（三）贪腐集团在某些重要的会议上突然“发难”

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因改革不可避免产生的一些矛盾和代价（经济波动等），可能促成贪腐集团的串联、发难。苏联历史上，还发生过一次针对赫鲁晓夫的未遂政变。1957年6月18日，布尔加宁招呼赫鲁晓夫参加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部长委员会会议。会议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向赫鲁晓夫展开猛烈的批评和围攻，反对派的人数优势使赫氏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赫鲁晓夫采用拖延战术，将会议延迟到第二天。6月19日，由于任命过很多地方官员，赫鲁晓夫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他的支持者也准备将委员们运送到莫斯科来。6月22日全体会议召开，会上国防部长朱可夫严厉地指责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在斯大林时代大清洗中的罪行，反对派最终被击败。

　（四）重演武汉七•二〇事件

若认为苏联老大哥的历史过于久远，那就看看我们自己。1967年7月20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冲击武汉东湖宾馆（毛泽东主席驻地），绑架殴打中央代表。“武汉事件”发生后，中央立即决定让周恩来带上两飞机“八三四一”部队飞赴武汉“救火”。北京方面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包围武汉；同时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密信，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最后，在周总理、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毛泽东极不情愿地离开了武汉。7月21日凌晨2时，毛泽东打破从不坐飞机的惯例，由杨成武等人陪同乘专机飞上了天空。他老人家让飞机在武汉上空盘旋了一阵后，才艰难地吐出了三个字——去上海。

　五、对抗政变的政治策略

要完全预防政变，就要根除政变发生的土壤，扶植反政变的力量。

（一）除恶务尽，免受其害

严嵩被《明史》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嘉靖二十四年（1545），明世宗因听到一些有关严嵩骄横的传言，对他渐生厌恶之心。恰巧此时内阁缺人，世宗下诏再次起用正直刚毅的夏言。夏言入阁后重任首辅，职位在严嵩之上。因上次被严嵩陷害去职的缘故，夏言对严嵩时时加以打击。没过多久，严嵩独子严世蕃借他父亲的权势做了尚宝司少卿，管理一些工程项目，大肆贪污受贿。夏言察知后，欲上疏弹劾。严嵩请求夏言宽大为怀，放过严世藩。夏言被严嵩痛哭流涕的表演弄得心软了，答应不再追究。但严嵩对夏言的怨恨却与日俱增，表面上笑语周旋，暗地里却在伺机反攻。嘉靖二十五年（1546），严嵩在此利用机会进行陷害，夏言再次致仕（勒令退休）。严嵩怕夏言他日东山再起，必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他又诬蔑夏言是收受贿赂、勾结边疆将领，于是夏言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惨死。

同样，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也启示我们：一个人应该真心实意地爱人民，但丝毫不应该怜惜狼一样的恶人。

　　（二）坚定人民的信心，根除腐化影响

如何坚定广大人民群众对领袖反腐败的信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针对“大家有希望也有担心”的情况，提出要把八项规定继续抓好，起“徙木立信”的作用。中央八项规定是提振人民信心的有效手段。

同时，还要打掉贪腐集团的“威信”。贪腐集团的政治影响通过组织处理，短时间内即可清除。但他们在20-30年内积累起来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影响力，只有通过广泛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才能彻底根除。要让被贪腐集团欺压过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这样才能打掉这些腐败分子的“威信”。否则，一旦这些腐朽势力卷土重来，改革的事业将毁于一旦，人民将重受“二茬罪”。

（三）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形成强大威慑力量

人民群众如何组织发动？

一是要让人民群众扬眉吐气，让他们深信自己的力量，深信改天换地的机会到了。2011年北京大学博士冯军旗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进入公众视野，舆论震动。作者在调查中发现，政治家族在当地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中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中县很多不正之风，比如炒地皮等，很多背后都是政治家族的势力。这种力量是很大的，这位领导说，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翻船的原因无非是敌人盘根错节，太强大；公开站出来的支持力量又不够。所以，要从市、县、乡、村四级着手，杀一杀当地“土豪劣绅”的威风：一个市要有大案，一个县要有一个政治家族、一个乡要有典型案例。这样人民群众才能被鼓舞起来。

　二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实惠。鼓励检举揭发，以贪腐分子被没收财产的1/5奖励。只有直接利益的驱动，老百姓才会公开站出来；从而对贪腐集团形成有效威慑。

　三是建立健全领袖与人民的直接对话。由于领袖的意志和政策需要人去贯彻落实，官僚系统作为贯彻执行的组织机构存在。正常的渠道是领袖——官僚系统——人民这样的动员执行程序。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官僚系统内滋生了贪腐集团。他们借助党和国家授予的权力，以及自己在各类组织机构中的特殊位置，在贯彻落实过程中上下其手，渔利人民。这是长期困扰领袖与人民的严重问题。现代通讯技术的进步和新闻监督的作用，一定程度解决了这个问题。当下可以努力的方向，就是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四是加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改革中的主人翁地位，形成一些组织。赫鲁晓夫被政变下台，苏联普通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没有反应。值得深思！这恰恰反映了赫鲁晓夫改革的致命缺陷。赫鲁晓夫完全依赖党和国家的官僚系统进行各项改革，同时这些改革又触犯领导干部的利益。普通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处在被遗忘的角落，没有被激发或者动员起来。当勃列日涅夫集团发动政变的时候，特权贪腐集团支持政变，普通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没有发言的实力或者机会，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孤立无援。在当前的各项改革和反腐败斗争中，有必要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形成坚决贯彻领袖意志，威慑贪腐集团的组织力量。

　（四）情报工作要多条线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下之祸不生于逆，生于顺”，“消祸于未萌”，“治乱于未乱”。搞政变需要到处串联。只要情报工作得法，就一定能防患于未然。

情报工作一定要多条线。一方面是因为多个消息来源，可以互相验证；避免偏听偏信。另一方面，防止尾大不掉，被蒙在鼓里。赫鲁晓夫被政变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的克格勃（情报安全系统）领导层参与了政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历史上，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当时君主专制的政权性质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加之统治集团内部盘根错节、相互倾轧，改革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的变法都遭遇了强大阻力，甚至弄得自己身败名裂。这说明，习总书记对改革的阻力与可能发生的问题，有了充分的估计，可谓高瞻远瞩，令人佩服！

2000多年来，只有三位领袖人物成功压制了官僚集团的私欲。他们分别是秦始皇、朱元璋、毛泽东。相信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习主席指引下，必将夺取改革和反腐败斗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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