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必须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

 

作者：叶边天

提要：共产制度是人类史上最黑暗、最狡诈、最贪婪、最毒辣、最残酷的吃人不吐骨头的党奴制。这是现代的“权、钱通吃”。共党实行的是比公开的帝制还专制独裁千万倍、还黑暗千万倍的党奴制！共党极权暴政使整个社会假大空泛滥，使人种退化和社会野蛮化。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共产制度是万恶之源，共产党是人类的耻辱。中国大陆要宪政民主，必须驱除马列，改造或解散共党，回归民国宪法。

一，共产党及其制度乃万恶之源

共产主义给人类所带来的危害是空前绝后。第一次大战死了一两千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七八千万人。希特勒统治的结果是，约1600万的人丧命（600万犹太人和1000万其他人，其中大部份是基督徒）。而共党造成了1.6亿人的非正常死亡，超过法西斯10倍。苏联存在的73年中，非正常死亡6000万人，中国从1949年之后，非正常死亡估计近亿人，仅中国的死难就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共党却“死不认错”，把这滔天大罪归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其实，答案只有一个：共产党及其制度乃万恶之源。

共产党19世纪起源于欧洲的时候，西欧国家的政党轮替制度刚刚形成。西欧的政党主要在国内活动；思想多元，政策大体一致；组织松散；为竞选俱乐部，使用合法的、和平手段竞选获得国家职位。共党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组织；共党要统治全人类，要灭万国，当然要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政权、制度和文化传统，为达成此目的而不惜一切代价，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共党是法西斯、恐怖主义的鼻祖。

列宁把共产主义的野兽党性发展到灭绝人性的高度：残忍的“职业革命家”形成精英领袖层，实行铁的纪律即“部分服从整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组建一支行使暴力恐怖的党卫军；不择手段夺取政权。实质上就是一个规模化的黑手党，党的利益压倒一切。俄国共产党能够在二月革命后突然胜利，其实是德国皇帝给予列宁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的资助，使得真理报得以造势，赤卫队忽然有了强大的武装。列宁夺权后，枪杀了立宪议会，滥杀无辜数百万，党权在猩红的血海中确立。从1826到1905年80年间，沙皇政府处决的政治犯总计894人；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数10万。1917-1918年，苏共掌权14个月，就有100万人被列宁处决。沙皇专制给俄罗斯人造成的苦难与共党极权造成的灾难相比，简直微不足道。苏共统治74年间，居然发生过3次人为大饥荒，死亡总数至少超过3千万人，这是俄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斯大林在二战结束前对丘吉尔说：“死一个人是一场悲剧，死一千万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据了。”堪称野蛮党性之大暴露。

温家宝说：“社会主义的宗旨和原则是消灭一切阶级压迫和一切阶级剥削，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是彻头彻尾谎言。中共说国民党压迫中国人，于是煽动农民推翻国民党政权。中共早期发动工会运动罢工罢市，毛泽东发动湖南农民运动，滥抢滥杀；1926年12月1日吴玉章、杨闇公、朱德、刘伯承、陈毅等在四川泸州、顺庆（今南充市）地区领导了大规模的夺取国民党军权的武装起义；最终导致国民党4. 12之变，毛泽东率队上井冈山后在苏区滥杀无辜数百万。1949年后，中共成为中国的特权统治阶级，而其他中国人都沦落为无权阶级。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成员分成领导阶级、同盟阶级和“理应消灭的阶级”，对一部份被定义为“阶级敌人”的人群实行肉体上、财产上和思想上的全面灭绝，以“劳改营”为场所进行集体的改造与屠杀；毫无留情地歼灭服从它的顺民。奴隶社会的奴隶远比“阶级敌人”还幸运。历史上的任何奴隶制国家，没有一个奴隶主会愚蠢到要对奴隶实施彻底灭绝的。毛泽东总是把人群分成左中右即先进、中游、落后（或反动）三部分，大搞5%的淘汰制屠杀。1950年代杀害地主、特务、历史反革命就达2千多万人，1958-1962年间饿死“落后”的农民阶级达5千多万，中国已成了人吃人的世界。文化大革命又迫害死2千多万。如今的强制拆迁又逼死人无数。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特别青睐的真传弟子，他杀害了全国1/3无辜的人民——200多万。1976年 阿富汗人口1700万，在共党统治期间（1978-1988），死亡150万，制造的人类史上最大的伤残群体高达700万，还有流亡各国的难民600万。苏军在阿富汗的野蛮残暴程度已经远远超过纳粹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这充分说明：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的人民就遭殃！《东方红》说共产党是大救星，其实，共党是大灾星。共党的历史是一部祸害人类的历史。共党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共党上无天理、中无人性、下无底线，集汉奸、流氓、强盗的劣性于一身，是人世间最坏的黑帮。共党的罪恶体现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毁灭一切传统、道德、宗教、习俗、习惯和文化等，是马克思原教旨决定的。各国共产党都犯有杀人罪、群体屠杀罪、抢劫罪（抢劫公私财产罪）、诈骗罪、贪污受贿罪、酷刑罪、信仰灭绝罪、宗教迫害罪、破坏自然环境资源罪。

中共对中国人犯下了10大罪：1，分裂中华、颠覆国家罪；2，策应日寇，汉奸资敌罪；3，勾结苏俄，出卖国土罪（中共是苏联豢养的颠覆民国的汉奸党，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卖国集团。为了权力，中共不仅向外国割让大片国土，而且用国际条约的方式承认历史上俄国侵占中国广大领土的合法性）；4，制造饥荒，虐杀国民罪；5，引进马列邪教，毁灭中华文化罪；6，逆天悖德，破坏自然环境罪；7，消灭私人财产，摧毁民心道德罪；8，劫掠国民，培殖贪官污吏罪；9，输出革命，祸害别国人民罪；10，迫害民主，霸权专制罪。

二，共产党“三垄断”制度打造“动物庄园”

1969年吉拉斯在他的《不完美的社会》一书中指出：“当代马主义是这样一类极权主义：它具有三项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第一是权力；其次是所有权；第三是思想。这些因素被唯一的政党、一个新阶级所垄断；而目前则被该党或该阶级的寡头们所独有。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极权制度，能把人民控制到这种程度。”党权通过党支部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在每个车间、村镇和连队都建立党支部，构成了全社会唯一的神经网络，操控每个社会细胞，控制每个人的一切活动。后来，墨索里尼模仿列宁的办法组建意大利法西斯党，他把这些党支部叫做“政权的毛细血管组织”。党组织就像毛细血管遍布全身，一切社会团体，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社会团体，都不能逃脱共党的控制。

共党极权对人的控制之严，超过历史上任何政权。专制只管政治，极权却无所不管，从单位管到里弄，衣服管到发型，肉体管到灵魂，摇篮管到坟墓；“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极权就是全面的专制，就是全面剥夺公民的自由，通过黑箱档案制度对所有人进行组织鉴定及其处置。党是档案的制造者，也是每个人的审查者和鉴定者；档案记录着个人资料及其成长过程，其核心功能是“党组织”对每个人的政治审查、鉴定和评价，组织结论和政治污点将跟随每个人一生，决定着每个人的上学、就业、提干、调动、甚至婚姻。暗无天日的集中营古拉格，劳改营、劳教营，无孔不入的强制洗脑欺骗——暴政之网无所不在，人们婚姻、迁徙、教育、信仰、言行、生育、工作、住房、思想等等，无不在共党的掌控中。俄共党魁久加诺夫说：苏共垮台的原因在于它违反了人民意志的“三垄断”制度，即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

1. 共产党垄断权力使人卑鄙野蛮

政治上，共党挂着“无产阶级民主”的招牌，实际上，劳动人民无权选举领导人，也无权监督执政党。老百姓没有被选举权，公民参与选举是被动投票；只有共党看中的人才有被选举权。劳动者在政治上是聋哑人。共产党自信永远正确，代表了人类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人民只有学习的义务。你若敢提意见，就是否定了共党“永远正确”，就该被杀。共党消灭一切竞争对手；阉割异议者的喉咙。中共消灭公民社会，消灭了清末就有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选举自由。连皇权时代尚能容忍的民间自治组织都被摧毁殆尽，连宗教团体也被强行纳入“改造”而“姓党”。共党解放的仅仅是他们自己，广大的工人、农民、商人、知识份子等等实际上沦为了新的奴隶。老百姓不但没有言论的自由，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保障，随时都有可能被批斗、被抓、被监禁、劳改，乃至被害死，被饿死，被枪杀。

王澄指出：中共上台使中国落后文明社会千年。法国大革命前路易十四建立了“绝对君主制”，比“君宪制”还落后。中共从建政那天实行的就是“绝对君主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是“蜘蛛和蜘蛛网的关系”。在800年前的1215年，英国大宪章运动中，贵族和国王争权，贵族赢。今天，中国议会和中央政治局争论，议会还是要服从党中央领导。中国目前的党帝制比英国大宪章时代还要落后。

中共的政体就是核心独裁的党帝制。邓小平对江泽民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意味着，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论对错，毛泽东拥有最终拍板权，拍板权是终身制，直到毛死为止。毛不在了，邓再说了算；邓不在了，江才拥有最终拍板权。1982年中国大陆宪法还规定：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样一来，军委会权力无边，军事委员会黑箱作业，它既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也从来不向中央委员会或党代会或人代会报告工作，更不受中国政府的管制，人事安排完全由几个军头决定。它成了超越宪法、压倒一切的独立王国。表面上的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挟枪指挥党，再通过党控制全民。这就是邓小平能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垂帘听政”多年的原因。正如资中筠2012年11月16日所说：“（中国）一百年了没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因为，中共主要是一个军事组织，中共的政府是一个军政府。军事组织的本质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要求“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好“一切行动听上级指挥”，所以，国人几乎被训成了义和团。在这种体制里，只有独裁者和机器人（或螺丝钉），不可能有自由民主，任何想同共党一争高低的做法都会被视为“颠覆”。

中共政权比清朝还落后。清末还有民间办报和自由选举。1792年，满清政府最高层官员53%是满、蒙等少数民族，43%是汉人；在中层大约各50%，而到县一级的官员近90%是汉人。由此可知：满清政权虽然专制，但是它还分权，还把好多权力分给汉人，分给其它少数民族。可是共产党政权是一统天下，把所有的权力都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它靠国家暴力机器和党媒对全民进行全方位的极权恐怖统治。所以共党政权比满清政权还专制残酷。

中共政权比民国就更落后了。姚立法说：民国的国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竞选国会议员、省议员、县议员。1949年前，中国大陆实行乡长直选。1949年后，公民的被选举权被共党悄悄地剥夺了。候选人都是共党指定的，中国的选举就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假选举。

吉拉斯指出：“共党是人类史上最残暴的一群人，他们是一群最无耻、最卑鄙、最不择手段的一个集团。”共党永远不会求贤，只会想方设法的摧残人才，对奴才、暴徒却是放手任用之；它们还大量的招收社会上的流氓地痞、舔痔献谗之徒，好操控他们作恶。在共党治下，越邪恶的人，越是奴才越能爬到高位；共党的最终胜出者，一定是最厚黑的、黑心烂肝、毫无人性之辈执掌政权。中共实行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反动、最腐朽、最落后的干部任命制。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中共的官场就是一个靠马屁与裙带连接成的淫邪窟窿，官员不是世袭却胜似世袭，太子党横行官场，连毛新宇这样的弱智儿也能弄个将军当当，有的县市官场几乎被一些家族垄断。

中共暴政导致了贪污腐化横行，使社会正义秩序日益恶化、衰竭，最后官匪勾结、黑社会猖獗、黑奴遍地！2016年初，资中筠老先生说“最近几年来（中国）走向野蛮的趋势是越来越厉害，你从网上看到人的发言，某一部分人用的语言和被看重的那些人水平越来越低······社会存在走向法西斯的力量，而且相当普遍。”

2.共产党垄断思想使人沦为行尸走肉。

在思想上，共党垄断了真理。共党用统一的思想禁锢人民，通过控制信息交流、监视人们的行动并限制其自由。共产党将意识形态信仰向人民全面灌输、强制渗透，对一切与意识形态不相吻合的事物施以无情地打击和摧毁，以便实现所谓“新社会”或“新人类”。

政治上的专制霸道，必然要求思维上的绝对顺从。斯大林说：“我们既然不允许敌人拥有武器，那为什么要允许他们拥有思想？”人由此沦为行尸走肉。黑和白的界限是什么，鹿和马的区别在哪里，一切惟党是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要求内心的服从，否则，就可能被认为“打着红旗反红旗”。共产党要树立绝对权威，民众对他的价值观不能丝毫怀疑，必须以党魁的意志为意志；因此就必须割断一切沟通渠道，使所有个人、集体彼此处于完全孤立绝缘的状态；因为一旦能相互沟通，统治权威性就会动摇，神圣性的光环也会抹掉。在共党制度下的现代奴隶们，连思考的自由都被剥夺；社会上再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能够像古代奴隶制下的平民一样自由自在了，除了最高统治者本人以外，任何人的权利都没有保障，甚至连党的二把手也不能幸免。

法国思想家爱尔维修说：政府垄断教育、垄断思想，而且绝对只为极少数的极权专制者服务，其结果，必然造成全社会思维器官的严重衰退和民族愚昧。资中筠先生在香港以《人性，文化，制度》为题谈到：中国的教育制度，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传授完全扼杀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极端功利主义。她说：再不改，中国人种会退化。大学里公然宣布“三不要”、“五不准”、“七不讲”，继续以思想牢笼圈住人的思维，长此以往，中国人种能不退化？！

共产主义是愚昧的产物。哪里有愚昧，哪里就容易接受狡诈的共产主义。因为当时欧洲工人文化水平低，较愚昧，所以，部分工人接受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西欧人文化水平提高后，共产主义就灭亡了。随后共产主义转移到落后的俄国，再转移到中国、北朝鲜。从共产主义流行地域来看，在穷困地区，容易强制灌输共产主义。所以，毛泽东说，越穷越革命；穷人愚昧，容易被共产党控制，统治起来方便。这就是共党推行愚民政策封锁自由言论的原因。爱尔维修说，“禁锢思想压制言论，就会使人民成为瞎子、聋子和白痴，瞎子的东西比明眼人的东西更容易偷，一个白痴民族要比一个开明民族容易哄骗、容易统治。”共党对全社会进行一波又一波的反复清洗，最后剩下来的几乎都是没有独立思想、唯唯诺诺不敢异议、不敢创新的人，全都是听共党的话的愚夫蠢妇。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有创新和竞争力。

3.利益垄断的党奴制使人牛马不如

共产极权的野蛮，不仅远远超过历史上所有类型的独裁政权，甚至远远超过纳粹极权。纳粹极权统治时期的德国，只有在剥夺犹太人的私人财产上是彻底的，但希特勒政权并没有对社会实行全面的国有化改造，仍然保留了对私有财产的某种尊重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1949年到1959年，毛暴力“消灭私有制”，建立了“统制经济”。 共党垄断了所有土地、矿山、工厂、河湖海、草原、森林，天下皆为共党党库；而且还用各种票证严格控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之消费，以“户籍制度”使8亿农民沦为“贱民”。这真是： “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崽！”几亿人口啊，剩下的唯一活路，就是被迫去“公有企业、人民公社”里，“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一下倒退了2200多年，复辟到了井田制时代。“三年大饥荒饿死5千万”就是这党奴制造成的直接恶果。苏联、东欧、中国、越南、朝鲜、柬埔寨、埃塞俄比亚、秘鲁均发生过大饥荒，饿死数百万至数千万人不等。在北朝鲜，仅在1990年代后半期就有200万人死于饥饿。

共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共党权贵之淫乐，视为当然。“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在《原君》）。现在0.4%的中国人居然占有全国财富的71%，其中90%都是中共高官子弟。共党不仅公开抢劫人民财产，而且还直接奴役人民的身体，这就是共产共妻制。它迫使广大群众从内心里自愿沦为共党权贵的玩物，而且在被权贵糟蹋之后还要感恩戴德。几十年来，共党反复地告诉屁民：把一切献给党！当屁民们把一切献给党后，他们就像小草一样地被糟蹋、踩死！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说：“共产主义极权需要的是绝对的权力，从而把人变成动物，忘记道德，忘记灵魂，成为非人类。”大跃进时，河南登的农民给骡子刷牙，掰开骡子的嘴，结果农民胳膊被咬骨折了。在湖南甚至出现了公社女饲养员给猪戴“孝”的事！人们不仅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且死后还要被作践。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人死了有好处，可以做肥料”。1959年曾当过土匪的河南固始县期思公社党委书记蒋学成响应毛号召，创造了熬人油当化肥的办法，据反映熬了100多个小孩，经调查证实熬了20具尸体。21世纪，共党监狱里又干起贩卖死囚身体器官的大生意——活摘人体器官。

共产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因此，其破坏起自然环境来比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更严重。共党为了“政治利益”，通过邪恶的“政治总动员”，可以一瞬间“使江河断流”、“使群山让路”，使大片森林被毁，根本不顾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中国的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必将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

三，共产党必须退出历史舞台

1．一党专制社会造成资源的极度浪费，一错到底。

一是资源被干部贪污挥霍。开放的大社会是多中心社会，各个中心相互制衡；专制政权却是单中心社会，党魁是永远的中心，这个“压倒一切”的特权中心垄断了所有的资源，自然就会阻塞竞争，不受监督制约。所以，这种政府是垄断的、挥霍浪费的、腐朽无能的。

二是很容易发生政策失误，“大跃进”饿死5千万人便是一例。90年代以来大搞基建，到处空房鬼城；现在大搞一路一带，大撒币。

三是浪费人才资源。独裁者需要是吹牛拍马的狗才，独立性的人才恰恰是打击的对象。在专制社会中，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人的主观积极性会受到打击；言论自由没有保障，知识分子的智慧无法成为决策依据。在开放的社会中，资讯横向流通多于纵向流通，但一党专制的政府要求横向流通服从服务于纵向管制，所以不合时宜，为人所耻笑。共产党害怕人们戳穿共党的谎言，习近平要求媒体姓党、网络姓党，对网络百般限制，必然限制了信息交流和言论自由，压制人的创新能力。而且，共产党“劣胜优汰”的用人机制更使得人力资源被白白浪费；众多人才“用脚投票”逃离专制社会。

在中国社会，当权者永远不会错。谁在台上，谁就代表了正确。自诩为“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不允许批评，动辄就给人扣“反党反政府”大帽子，它是一个没有自我纠错能力、一错错到底、一烂烂到底的党。彭德要纠错，关进监牢；刘少奇要纠错，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林彪要纠错，身首异处。毕福剑私下骂毛，就被习近平砸了饭碗。邓小平大搞两极分化纵容腐败，学生游行反对，就遭坦克追杀。这滔天大罪，中共不仅不自责，还自称正确无比，大抓纪念人士。中共体制内没有纠错机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共党犯错甚至是犯罪。在这个伟光正的领导下，历史的记录只有两个字：灾难。

2．一党专制的独裁政体不具备合法性。

党的权力本身就是未经人民票决同意的非法权力，共党宣称自己掌权是“历史选择了共产党”即“打天下坐江山”，这与“人民最大”即人民主权原则相违背。在共党看来：人人平等绝对错误的，谁的暴力强，谁就可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吴思说“我玩命把天下打下来了，我坐江山享受点特权，这是最原始的道理”；“我玩命了我付出了暴力，为什么就不能有的一个合法的地位，特权的身份？”
http://blog.tianya.cn/post-115403-10392189-1.shtml

吴思提出“劳动代价论”，为“打天下、坐江山”提供理据。因为“打天下”付出了心血，所以，谁抢到国家权力就归谁所有，这是“血酬”。因此，共党从国民党那里抢到政权，就由共党一党专政，是天经地义的。提出此理论的人摆出一副流氓样：“你有本事就请抢共党政权去”；活像拿着刀的流氓强奸妇女后对她说：你有本事杀了我呀！其实，劳动者拥有劳动成果不是绝对的。若是创造财富或者向“无主”的大自然索取，合理合法有益；若是抢劫“有主”财产，则是犯罪。纳粹付出了吞并波兰的劳动仍然无权统治波兰！

“打天下、坐江山”的观念是荒谬的，违反了社会常识，就象强抢民女为妻为奴一样。鼓吹“打天下坐江山合法”，就等于鼓吹“侵权合法”、“掠夺合法”、“抢劫合法”，这完全是强盗逻辑。难怪吴思提出“合法伤害权”了，因为他被马克思主义毒残了。

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基因结构的区别极其微小，在基因层面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现代科学以确凿的证据，给人人平等和主权在民等观念提供了支持。在人民主权观念普及后，建立在“历史规律授予共产党权力”的错误观念上的一党独裁政权便不再具有合法性。

3.共党反对普世价值，不可能有任何民主。

共党的唯物进化论认为：生命是由物质进化来的，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既然是进化，生物就处在进化树的不同序列和阶段，就必然存在着先进、中游、落后的等级序列；那共党怎么会相信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因此，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共产党搞阶级等级制或阶级专政！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结论。

普世价值从只承认人人平等。人人平等，一“部分”人（党派）就无权领导人民大众。共党却将人类分裂为“优”、“劣”对立的等级制，声称先进阶级（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共产党人）天然地拥有领导权，这是对人类蔑视，是极端反动的。共产党自称“天下第一先进(优秀）”，其他人因此而被视为“中游、落后”而受歧视。普世价值从只承认人人平等，共党却将人类分裂为“优”、“劣”对立的等级制。当中共淘汰劣质阶级劣质人口的时候，中共就是在践踏人权。

中共为其践踏人权找借口，提出什么中国特色，甚至到儒家三纲五常里去找维护特权的借口。这都是徒劳的，因为一党专制违反了基本人性。人性自由平等，喜欢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不愿被奴役和受压迫。共党企图垄断所有资源永远奴役人民,不可能得到人民的认同。人们出于本性，不可能去维护它，而更多的是巴不得它早点垮台。

4．专制政权是武大郎开店，没有和平轮替的机制。

共产党内部毫无自由民主可言。思想上一元独裁，搞政教合一的领袖导师制，实质就是“强权即真理”，权力越大真理越大，党魁的话就是宇宙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马克思就是共产主义同盟内斗倒各派后，发布了《共产党宣言》的纲领的。被斗倒的派别都被开除了。哪里有自由民主？中共决不允许在党内宣扬不同的观点，否则就被扣上“分裂党”“妄议中央”的罪名而受迫害。

共党组织金字塔般等级森严，密室暗箱指定接班人；中共党内毫无言论自由可言，却蛮横要求——党员与党魁一致，只能搞一些党魁独裁下假选举，还美其名曰“民主集中制”，欺世盗名而已。中共的大小官员都是指定的，从来没有竞选过；党内从来就没有民主，只有大佬们的垄断和核心的独裁。法律对独裁者来说形同虚设，独裁者个人的好恶、言词都成了法律。独裁者的行为具有无规则性和不可预测性。独裁者一死，整个政权体系大乱，为了争夺对政权的控制，往往伴随着流血冲突或战争。如粉碎四人帮和64镇压。

党权世袭制实行的是接班人指定制度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制度。64后，邓小平指定了江泽民胡锦涛接班——既不需要人大的同意，也不受党代会的制约。党权世袭制的领袖不会指定比自己高明的接班人，所以总是武大郎开店，一代不如一代，逐级矮化。上司选择继任者的唯一标准并非忠臣，而是愚蠢；因为一个愚蠢的下属是可以被操控的。薄熙来在个人能力上要比包子强多了，因为他不够愚蠢，就不容易被上司操控，就只好呆在铁窗里。共党领袖指定的党魁不是公平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巴结、阴谋的产物，不能让落选者心服口服。输家不会承认赢家的合法性。新领导人总感觉被人挑战，必然封口封网。一党专制的官职具有终身性和世袭制，阻止了和平更迭政府的管道，民众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断升温,只有以社会动荡之力来完成。

5.一党专制是最大腐败，反腐倡廉是愚民的把戏。

一党专制的党权是一种没有制约的绝对权力，一党专制政体赋予党魁专横地对待臣民的无限权力，书记可以随意侵犯人民的自由，人民的劳动成果遭到无理剥夺的事天天在发生。共产党不但垄断了政权、财权、军权，还垄断了思想。党的组织机构被当作永不下台的政府而设置和运作，专职的党干都是政府官员，政府的要员均是专职党干。这样的政体，岂有不专制、不腐败、不凶恶、不残酷之理！

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的初期，以筹措党的经费为名，在国内指挥了几次银行劫案，但赃款中有很大一部份被他挥霍了。后来他又订立了几条“党员守则”，规定凡参加行劫者不得过问所得款项的数额及用途，因此他得以把“公款”顺溜地转入自己的腰包。共党掌权后，党库直通国库，无止境吸取民脂民膏，成了各国共产党的惯例；这是中国当前最大的腐败！第一把手管钱，在中国叫做“财务一枝笔”。广东省佛山市石湾区财政局预算科长罗斌“一枝笔”负责资金收入、拨付、记账、编制报表等工作，从1994年1月至1998年5月，侵吞公款达1.56亿元，创下建国以来个人贪污之最。河南省上蔡县某乡长听说自己即将调离，24小时内就赶签了70多万元的报销票据······

几年来，习近平家族财产被海外权威媒体多次曝光，且财产的相关细节都要比巴拿马洗钱丑闻来得详尽（习担任王储时家族财产已是3.76亿美金），但中共没有任何的反应，若大的一块石头扔到水中，石沉大海，连水花都没有溅出一点。自己家族都腐败了，能反腐唱廉洁？天大的谎言！什么时代了，愚弄百姓是愚蠢的。

中共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真正反腐。打老虎、打苍蝇的目的一迫于民众压力，抓几个老虎苍蝇做做样子，以收拾民心。二是内部派系斗争的工具，那些被公之于众的腐败分子，往往是内斗的牺牲品，尽管有的腐败高官还被杀头，但他们并不忏悔，只怪自己运气不好，政治上站错了队，碰到枪口上了，因为比他贪腐更严重的人多得很，只是人家运气好，靠山硬，避开了。腐败小泥鳅当了腐败大鳄的替死鬼。没有民主，就不可能遏制腐败。真反腐就必须废除一党专政，解散或改造中共，实行大选，还权于民。人民大众监督权力，政治才能清明。

6.一党专制的社会是不道德的野蛮社会。

每个“单位”党支部都是一个专制细胞，都存在着领导专权、谋私等现象。共党官僚把所有的资源据为己有，自己奢侈无度，却把百姓推向无钱治病只有在家锯腿的境地；它用盘剥人民的钱雇用百姓子弟充当打手镇压敢于反抗的人，专制成了一种文化，以致于连普通的医生、幼儿园的阿姨都想以权谋私。结果是假冒伪劣横行，社会公德的普遍沦陷。大陆儿童面临着被拐卖情况严重，或被打断手脚乞讨，更有中小学生被团伙强行参与卖血；女孩长大被拐卖，有些殡仪馆火葬场，工作人员把死者用过的棉被和衣服在市场上销售。

总之，一党专制的暴政是中国社会走向贫穷、愚昧、野蛮和动乱的根源。一党专制的野蛮暴政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的长期祸害所积聚的矛盾和怨恨、仇恨，总有一天会象火山一样爆发。(博讯 boxun.com)

 

叶边天：强权逝去了 “人民最大”终会到来

提要：吴思说，人类社会元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暴力最强者就是皇帝、党魁之流，但强人的权力也会被臣民的阳奉阴违所抵消。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强盗（即暴力集团）走进了民主，东方强盗陷入了独裁，这说明，西方社会比东方社会更有正义感！今天中国，强人专权的时代逝去了，人民主权即“人民最大”的时代正在到来。所以，中国人要懂得政治，要懂得正义，更要懂得“人民最大”。 一，暴力元规则破产了，真正元规则是“人民最大”

吴思是唯物进化论者，信仰人是由猴子变来的。吴思和鲁迅、毛泽东习近平一样，都是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的法西斯信徒。血酬理论就是法西斯理论。血酬论已成为黑社会要价的基础理论了。成语有诲淫诲盗。《废都》有XXX的淫秽描写，被定为淫书。吴思讲土匪讲得头头是道，还说抢劫有理，定他宣扬法西斯暴力论，不为过！

吴思的《潜规则》研究了行贿规则、贪污规则、欺骗规则、合法害民规则、勾心斗角规则等等。吴思说“潜规则”就是陋规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只是没做道德评判。“陋规”有贬义，“潜规则”这个词就比较中性，没有贬义。其实，吴思不仅是暴力迷，而且是钱迷。因为他接受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定（参见BBC对他的采访），所以才有“如果我抢劫的成本很低，我抢遍全世界”的歪理邪说。http://blog.tianya.cn/post-115403-10392189-1.shtml事实上，人不是以自我“利益最大化”来行动的，否则何来“见义勇为”、“舍生取义”？何来比尔盖茨把自己钱都捐出去？他苦思冥想出的“潜规则”=钱规则。“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就是钱规则。钱规则是中国人的信仰：有钱能使鬼推磨，今天说的是“金钱至上”。钱规则=“跑部钱进‘日’后提拔”；当今的官场现行记。把这种腐朽专制陋习“办事靠钱，‘日’后提拔”，称为“潜规则”，是对“规则”一词的糟蹋，是在讨好官员，是在教人向陋习屈膝投降。某女演员被某导演“潜规则”了，仿佛女演员与导演上床，已成为娱乐界的规矩。这里面暗藏的玄机在于，无论是“明规则”还是“潜规则”，都是“规则”，人人都要遵守，还有什么不合理的呢？于是，各种不讲规则的丑行就合法化了，这就是吴思流氓理论左右逢源的原因。吴思强调潜规则战胜了明规则说：“苏州府常熟县从明末到清初立的六块石碑，都禁止收漕粮过程中勒索老百姓的相似勾当。如果勒石刻碑真能管用，何至于重复立上六座？”（反驳：欧立希发明“606”即申凡纳明，因为他失败了605回，第606回合才获得成功。）吴思通过这种表面归纳，得出这样的结论：潜规则是人的贪婪性使然，明规则是无用的！只有他总结的暴力元规则是普世价值，他说：我认为“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条元规则，跟宪政民主并没有冲突。在宪政民主国家，例如美国，谁是暴力最强者？总统是三军总司令，而总统是选民选出来的，因此，选民或公民就是暴力最强者。

吴思说：“元规则就是决定规则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大禹王对迟到的贵族大开杀戒。这是暴力元规则的来源。但在中国也有行不通的时候。《左传》里讲了个故事：齐国的齐庄公看上了美女棠姜，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终和她暗通曲款。可这件事被棠姜的老公崔杼察觉。后来，他趁齐庄公与棠姜幽会时，安排武士将其砍死。崔杼是齐国重臣，他对前来记载的史官说：“你就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史官不听从他，在竹简上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很生气，拔剑杀掉史官。史官死了，按当时惯例由其弟继承职位。崔杼对新史官说：“你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新史官也不听从，在竹简上写“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又拔剑杀了新史官。然后更小的弟弟写下同样的话，同样被杀。最后是最小的弟弟。崔杼问：“难道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年轻的史官继续写下“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愤怒地把竹简扔到地上，过了很久，叹了口气，放掉史官。

“元规则”是“规则的规则”，也是决定权力的规则和制定制度的规则。英国法学家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提出了“承认原理”：第一规则是谁来做决定；第二规则是做决定的权威产生的条件，即为什么由他来决定；这两条规则结合起来就是承认原理。哈特认为：第二规则比第一规则更重要，第二规则即权威产生的条件的确立就是“元规则”领域。政治权力的获取与使用须经过人们的协商同意才是元规则，符合元规则，权力才有合法性与正当性。也就是说：真正“元规则” 就是政治权力的获取与使用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也就是人民主权（或人民最大）原则是和谐社会的“元规则”。

1620年11月11日在北美普罗温斯顿港的一条船上，英国清教难民所达成的《五月花号公约》被认为是世界近代史上的成文宪法的雏形和美国宪法的起源之一。这份公约否定了君权神授的谬论，抛弃了少数人享有特权的贵族制度，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在他们看来，任何人对他人都没有天然的权力，暴力不能产生权力；人类的任何权力都应基于人民同意的契约上。这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和力量，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专制的铁幕，影响了随后的英国革命，开创了宪政文明。

宪政属于文明民族。1215英国国王在暴力逼迫下签署《大宪章》，此后国王多次翻悔，而英国的贵族们总是用暴力迫使痞子国王遵守《大宪章》，一直到1688年，国王权力被议会彻底剥夺。

专制属于野蛮民族；而且专制不是政治，因为没有正义，只有野蛮的暴力！当英国革命完成君主立宪的时候，中国却陷入了改朝换代的人吃人的明末清初时代。吴思说中国人自古就是法西斯分子，他说：“商鞅变法立了20等爵位，可以清晰地看出来是一个暴力激励机制······秦国人一听说马上要打战了，大街上的人就象过节一样，士气高涨，因为这意味着马上就要发财了。打仗的时候，士兵疯了一样，奔走相告，别着脑袋，夹着俘虏疯跑。这说明军功分候制度对于暴力集团有极强的激励效果。”吴思缺乏自然法的观念，他在《潜规则》中把官吏对平民的敲诈勒索、坑蒙拐奸称为“合法伤害权”。苏格拉底反复说： “伤害任何人无论如何总是不正义的。”西塞罗（前106年－前43年）指出，凡违背自然法的人定法都是“恶法”，恶法不配称为“法”，不管它是谁立的。同理，“潜规则”根本不是规则，不过是陋习，是道德腐化成了习惯而已。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121～180年）在《沉思录》中写道：“自己遇到的除了好管闲事之人，举止粗鲁之人、傲慢之人、还有欺诈之人、嫉妒之人和孤僻之人。他们之所以乖张骄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何为善、何谓恶，······这些人的本性和我一样，我们不可能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伤害······我们之间的斗争是有违本性的。因此，冲突和矛盾是与自然相违背的。”西方皇帝都反对相互伤害，哪里有什么“合法伤害权”？吴思的“血酬”“暴力元规则”就是这互害民族的混账逻辑，居然有那么多人叫好！这是因为共党的统治使中国更野蛮了！离文明政治越来越远！

1993年，胡石根、刘京生、康玉春等在北京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被破获，并在1994年12月16日被判处20年、15年、10年的重刑。庭审结束后，他们高呼：“爱国无罪！民主有功！”“自由万岁！民主万岁！”“打倒共党！”“打倒法西斯！”在磕磕绊绊穿过法庭过道时，法警气急败坏，又是踢，又是拽，甚至直接把他往墙上推，拧胳膊，掐脖子，捂他嘴巴。十多个同案犯见法警打人，先是大声抗议，接着就跟他们一起高呼口号。就这样，“自由万岁！民主万岁！打倒共党！打倒法西斯”的口号响彻法庭内外。殊不知，鼓吹法西斯思想的吴思却被当成民主派，真是荒谬，滑天下之大稽！

二，西方强盗（即暴力集团）走进了民主，东方强盗陷入了独裁

吴思说：“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第一反应都是抢。”“自然状态非常自然的包含暴力因素，而且我们对暴力的定义是高度以人为中心的。比如你去打猎，那叫生产，那你不是对另外一个物种的暴力吗？”吴思意思说：你打猎就是“抢劫大自然”；我抢你，也是“抢劫大自然”；彼此彼此，完全等价。这种“抢劫乃美德”谬论早被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批臭了。而且，东、西方社会的强盗还不一样。

高建彪说：“瑞典实际上有个民主的传统。早在海盗时期，大事也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刘路写道：《海盗经济学》的作者美国人彼得里森考证，在海盗船上居然实行的是最纯正的民主制度，海盗船上的船长是定期选举产生的，海盗的重大行动和财产分配居然都要经过一人一票选举通过。而同时代的来自文明世界的商船上，实行的却是船长独裁制，船长对船员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为何会这样？因为商船上的财物是陆地的商人的，商人把财产权的处置完全委托给了船长，海员只是雇员，没有财产权在后面支撑，当然没有民主权利。所以商船上只能实行船长独裁。海盗船则相反，海盗们都是把自己的性命和技能做了投资入股到了海盗船上，对海盗船的收益和风险都有切身利益，当然只能实行民主制。由此得出结论：财产权是民主的基础。

孟德斯鸠说：“岛屿的人民比大陆的人民爱好自由，岛屿通常是很小的；一部分的人民不那么容易被用来压迫其他部分的人民。”早在公元前18世纪，希腊人的祖先就在克里特岛建立了人民大会制度，按人民大会决定治理的社会无疑具有民主色彩。著名的五月花号契约是英格兰岛民在茫茫的大海边订的，兰芳共和国（1777-1884）就是华人在南洋所创······看来，海岛与自由民主有某种关联。因为海岛地少导致人口集中化、集团化，而集团化人群如大学生更易民主化！

希腊城邦民主制的萌芽于迈锡尼时代的公民军制度，该制度规定：军中的重大事情要由全军大会来定。公元前15世纪的迈锡尼王国实行公民份地制，国王与其他公民一样，按法律分得同样大小的份地；这显然是与民主法治有关的“军事民主制”。公民身份与战士身份是一致的，公民们平时务农经商做工，战时应征从军。公民作战所需马匹、甲胄、剑盾等武器，干粮给养、随从的奴隶等，都需自己准备。

有学者说，荷马时代的“王制”，更像后世的“君主立宪体制”，这大概就是它们与东方君主制的最重要区别。《奥德修记》把有无民众大会的开会场所当作判断一个民族或地区是否开化的标志之一，这样的认识在其它地区的文明史上尚无见到。这表明：《荷马史诗》反映了古希腊的军事民主制的色彩。军事民主制有三个机构：领袖、长老（贵族）会议（元老院）和民众大会。军事首领是公举出来的部落领袖，称为“巴赛勒斯”，平时裁决诉讼和管理祭祀，战时统帅全体部落的成年男子作战。长老会议由部落的各氏族的长老（酋长、贵族）组成，有广泛的权力，军事首领是会议当然成员。每当需要决定重大事情的时候，军事首领便首先召开长老会议讨论。人民大会是由成年男子即部落的全体战士组成，对重大问题如战、和、迁移、推举领袖等作出表决，为全部落的最高权力机关。

《伊利亚特》叙说的政治体制是执行长官、元老参议院和平民大会三大分支组成的政府。荷马史诗的核心人物是希腊的英雄们，他们是部落的首领。而平民则处于配角的地位，大部分场合是默默无闻的。史诗中至少有两处记载反映出，平民虽无地位，但也绝不是懦弱驯服的角色。一是在特洛伊城下的民众大会开会前，与会者喧嚣不已，要9个传令兵不断呵斥他们使之安静下来；二是会上平民忒耳西提斯的发言，直接表达了对贵族的不满。在《伊里亚特》叙述的特洛伊战争中，有“万民之王”之称的阿伽门农在做出决定之前，需要事先与众“巴赛勒斯”及贵族开会协商，这就是“协商民主”，事后还要召开全军大会进行宣布，战士们或呼喊或咕噜表示赞成和不赞成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这就是“人民民主”。只有经过这套程序，阿加门农的最高决策才获得承认。这套制度，在斯巴达被完全继承下来。为了解决继续围城还是解围撤兵的问题，阿伽门农就召集了一个由各军首领们参加的会议，来进行讨论并作出决策。王在召开大会时主要是听取意见，而发言者即使说了让“王”不高兴的话，王也不能就此处罚他。比如阿基琉斯就当众顶撞了阿伽门农王，阿伽门农也无可奈何。

大禹王对迟到的贵族大开杀戒。《汤誓》中的“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牧誓》中的“其于尔躬有戮”这样一类的话。这说明中国的君主一开始就操有随意杀戮臣民的巨大权力；而西方的君主一开始就没有随意杀戮属民的权力。中国的国家起源于水利工程的需要，大禹治水成为中国国家的起源。治理黄河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由统一的管理机构指挥领导。治理完黄河之后，本应该还权于民，解散这一机构。但是人类的自私、贪婪使大禹没有解散这一机构，而是利用这一机会维护和扩大了自已的权力和财产，并用军队和一套政权机构，对内镇压一些部落的平等要求和反抗，维护自己的统治。

话题转回古希腊：阿伽门农虽然是希腊联军的统帅，势力强大，他强夺阿喀琉斯的女俘并当众使其受辱。女俘的父亲请求释放他的女儿。战士们集合讨论，并且同意了女俘父亲请求。阿伽门农迷上了这个女俘，拒绝了释放的要求，他宣布宁愿要这个女俘也不要王后，难怪他得胜回家后就被王后所谋杀。阿伽门农拒绝了丰厚的赎金，而且侮辱了那个老人。由此，希腊驻军营地被施魔法而发生了瘟疫。随后，阿基琉斯自行召开了公民（战士）大会，大会强迫阿伽门农释放了女俘，外加向阿波罗神的献祭。瘟疫消除了，国王丢了脸，公民自己拯救了自己。这就是后来城邦民主政治的萌芽。

此后数百年，希腊人在梭伦等人的改革下进入民主时代。所以，吴思认为：“荷兰商人们可以雇佣雇佣军······第一次使暴力处于生产集团的控制之下，从此进入生产集团当家作主的时代”。“生产集团当家作主”当然就是“民”主时代。吴思显然不了解古希腊的历史。

三，中国人要懂得政治更要懂得正义

由上面的叙述可知：东方强盗集团总是和独裁联系在一起；西方强盗集团总是和民主联系在一起。这说明，西方社会比东方社会更有正义感！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源于人的本性，以人的理性为基础，故为人类所特有。柏拉图学院的门口竖着一块牌子“不懂几何学者莫入”。几何是研究空间（正斜）的学问，当两条直线相交其角度=90度的时候，就说它们相互垂直，是摆“正”了。90度是平角的二等分，表现了“公平”的分配。几何平等是一种自然平等，古希腊人追求与自然一致的生活，也就是一种平等的民主生活。可惜的是：古中国的思想家们几乎不懂几何，因此对蕴含了公平中立的正义基本上是一无所知，只知道搞内外有别“父子相隐”毫无正义的黑社会“政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分析过关于国家的两种理论――“契约国家”论与“国家掠夺”论。“契约国家”论源于古希腊。近代民主国家是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社会契约是以“人民同意”即人民主权为元规则。“国家掠夺”论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打天下坐江山，成王败寇。马列主义是这种理论的代表。掠夺性的国家界定的一套产权，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而无视它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即这种产权制度对权力集团是有益的，但并不能促进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从长期看，这必然演变成无效率产权，最终导致经济破产而陷入内乱。诺思指出：阶级国家是国家的病态形式，一定会消亡，但作为社会工具的中立国家具有不朽性。民主国家是理性化的产物，是中性的；民主国家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的主人就是全体公民，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和多数人压迫少数人一样都是不法的。

所以，每个中国人都要懂政治，尤其要懂得宪政民主政治。
因为：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时刻关心你！
我们能否人人平等，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自由迁徙，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保护私有财产，这是政治；
我们的农民能否要回自己的土地，这是政治；
我们的小孩上学时，能否享受免费教育，这是政治；
我们生病时，能否享受免费医疗，这是政治；
我们失业时，能否有失业保障，这是政治；
我们老了，能否得到足够的养老金，这是政治；
我们万一残废了，能否得到免费的治疗和一生的保障，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公开说真话，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选举市长并竞选市长，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让官员公布财产，防止腐败，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知道自己买东西交给政府的税都花向何方，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取消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并限制公车消费，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让政府不强拆，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让城管不打小贩，让警察不乱抓人杀人，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减少犯罪，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让食品不再有毒，这是政治；
我们能否让环境不受污染，这是政治。

不要以为政治与己无关，政治时刻都影响着你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说：“人类试图改善生活并创造美好社会的活动就是政治”；他还说：“人是天生的政治的动物”，因为人有权利、有正义感。非人的动物处在“弱肉强食”的状态，没有权利、没有正义感；所以，动物没有“政治”。因此，拒斥政治就是非人的动物。每个中国人都要维护人权，伸张正义，都要懂得政治，学会民主法治。

正义是国家的根本特征，圣奥古斯丁（354－430）有一句名言：“缺乏公义的国家，不过是有组织的匪帮。”众所周知：专制制度就是“有组织的匪帮”制度，是集团犯罪制度。邓牧（1247-1306）曾大胆斥责皇帝是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直斥官吏皆盗贼。黄宗羲（1610～1695）谴责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一搏我一人之业”。唐甄（1630～1704）在《潜书》中也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布匹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贼乎？”谭嗣同（1865～1898）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仁学.卷二十九》）。所以，废除极权主义的专制主义的一党专政，是中国人最迫切的政治！

叶边天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